「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資質如斯的人曹操並非唯一。但這一評語與他個人黏合若一，形同名牌，就不是三言兩語能夠理清頭緒的了。綜合觀察其一生，政治功業、個人才幹與政治道德、個人品行嚴重悖反，只適宜各算各，不必強行作「七三開」或「六四開」。
三國群雄競起，無人能及曹操，由後事尋繹便一目了然。曹操本人在生之日並沒有稱帝，而是如現代史學家翦伯贊描述的那樣，把黃袍當成襯衫穿在裡面，名為一人之下，實據九五之尊。魏武帝之稱，乃是曹丕代漢以後，於黃初元年（220）十一月所上的尊號。其先其後的改朝換代，開國帝王都要對祖、考追奉尊號，被追尊帝號的人代不乏人，唯獨曹操能以尊號魏武帝名世，連當今中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也遣詞緬懷「魏武揮鞭」，足見他的政治功業罕與倫比。曹操又是一個卓越軍事家，在軍事理論和軍事實踐上，無不位居當世第一。春秋晚期著名軍事家孫武所著《孫子兵法》十三篇，歷經戰國、秦漢後人的增益，東漢初年已達八十二篇之雜。
曹操加以梳理、整合，重新編為十三篇，為其作注和作序，成為現在《孫子十家注》（宋人吉天保編）的重要內容。他生平指揮大小戰役近五十次，勝多而敗少，經典戰例彪炳史傳。決定三國鼎立局面的三大戰役，除他身後的夷陵之戰而外，官渡之戰和赤壁之戰都是他唱的主角。儘管未能敉平割據，建立一個大一統帝國，畢竟統一了北方廣大地區，替後來西晉一統天下開闢了道路，文治武功引領三國一代風騷，較之唐宗宋祖並不稍遜多少。而文采方面，則非但秦皇漢武，抑且歷代帝王無人可望項背。泱泱中華文學史上，前有「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後有「三蘇」父子（蘇洵、蘇軾、蘇轍），蔚為美談。曹操個人的詩歌成就容或不及他的兩個兒子，也不好與「三蘇」作縱向比較，然而，開建安詩風，立建安風骨，那種領袖群倫的導引作用別的人無法代替。在中國，文學的繁榮從來就離不開最高權力者的重視，秦漢以降應推曹操開了先河。
在書法、音樂、圍棋領域，曹操的水平也頗不俗，堪稱多才多藝。後世的戲曲給他塗上滿臉白粉，再加一對三角眼，委實既醜化又矮化了他。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瞞，漢末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桓帝永壽元年（155）生。其父曹嵩是宦官曹騰的養子。曹騰歷事順、沖、質、桓四帝，靈帝時位至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好進達賢能，名士虞放、邊韶、延固、張溫、張奐等人都靠他引薦而位至公卿。曹嵩本為夏侯氏之子，在本門中是曹操後來部將夏侯惇的叔父，過繼才改姓曹。憑著曹騰養子的身份進入官場，初為司隸校尉，靈帝時擢任大司農、大鴻臚，又花一億錢買官，代崔烈為太尉。宦官一般是被官僚士大夫看不起的，但曹騰的作派有別於多數宦官，曹嵩又躋身「三公」之列，曹家的地位比較特殊，勢力也相當大。曹操生長在這樣一個依附於宦官勢力的新興大官僚、大地主豪強大族的家庭裡面，從小就養成了機警，有權術，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不受禮俗約束的習性。他叔父見他酷嗜飛鷹走狗，遊盪無度，擔心他不能光耀曹氏家業，爭列名門，多次提醒曹嵩注意。曹操討厭他叔父告狀，一次在路上遇見叔父，故意裝作中了惡風。他叔父去對曹嵩說了，曹嵩急呼曹操來見，曹操卻口貌如常。曹嵩問：「叔父言汝中風，已差（痊癒）乎？」曹操說：「初（原本）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誣告）耳！」從此曹嵩不再相信他叔父的話，曹操得計，就更加恣意妄為。這樣的人品行狀，用當今的話說，簡直就是一個豪門出身的不良少年。然而，宦官之孫加公卿之子，又是當時社會「血統」天然高貴，仕途自然亨通的「高幹子弟」，曹操年二十就順理成章地「舉孝廉為郎」，任洛陽北部尉（相當於現今首都北城區公安局長）。不久又「遷頓丘令，征拜議郎」，成為了當時的縣處級政府官員。
不過，這只是一面，曹操還有另一面，對於他後來成為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另一面。一是他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之為《接要》。後來他會打仗，並且能注《孫子兵法》，直接得益於這種博學多識，融會貫通。二是他勤學武藝，才武絕人，達到莫之能害的高超境界。據《異同雜語》記述，年輕的時候，曹操曾私入中常侍張讓家室，被張讓發現後，「乃舞手戟於庭，逾垣而出」。後來他在軍旅生涯中，多次親冒矢石，身臨險境，都能夠臨危不懼，化險為夷，無不以此作為根基。這兩樣，都說明曹操雖為「高幹子弟」，惡習甚多，卻有別於那些華而不實、脆而不堅的紈絝子弟，確有真才識，真本事。由之進到三，曹操一旦當了官，還敢於把自己的真才識和真本事派上用場。他一就任洛陽北部尉，就在衙門左右懸掛了十幾根五色棒，明令宣稱凡是違犯禁令者，一律要用五色棒打死，豪強權貴概莫能外。宦官蹇碩的叔父不信曹操真敢如此，違禁夜行，結果真被棒殺了，於是殺一儆百，「京師斂跡，莫敢犯者」。此外猶有四，按照東漢末年的風氣，名士品評十分重要，曹操也注意與名士交往。許多名士仍然瞧不起曹操，唯有梁國橋玄、南陽何顒賞識他，橋玄甚至於當面對他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表示「願以妻子為托」。又把他介紹給另一名士許劭。許劭每個月初一要對一些人物進行評價，時人稱為「月旦評」，誰得到許劭讚賞誰就會提高聲望。曹操問許劭「我何如人」，許劭不答，既而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聞言大笑。這一笑表明曹操認可了，
他的一生也證明，許劭確實有知人之明。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說者容易，做者艱難。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已經消滅了呂布、袁術、袁紹、劉表等地方割據軍閥勢力，基本平定了北方地區，他頒了一通《讓縣自明本志令》。那一年他五十五歲，從舉孝廉到做丞相已走過了三十五度人生春秋，他將這三十五年分划出三個階段，大略回顧，表明心志。第一階段為青年時期，志向就是「欲作一郡守，好作政教」。為此他結交名士，「建立名譽」，在洛陽北部尉和濟南相任上做了一些「除殘去穢，平心選舉」的事情。因之而「為豪強所忿」，告病去官，「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而「泥水自蔽」，相當不「如意」。第二階段從擔任典軍校尉開始，由青及壯，「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最大心愿就是「封侯，作征西將軍」，博得身後墓碑上能題「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所以他參加聯軍討董，先後兩次募兵都不過數千而已，體現出了「本志有限」。第三階段從初平三年（192）領兗州牧，破青州黃巾軍起，經歷了消滅二袁、吞併荊州、「遂平天下」的系列勝利，是他最為輝煌的中年時期。用他自己的話說，「身為宰相，人臣之望已極，意望已過矣」。倘若加上他人生最後十年，亦即自命「周文王」，而把取代劉姓漢室的最後一道工序留給次子曹丕的十年，他的政治簡歷和自我鑒定便真實而清晰地展示出來了。他毫不諱言，「今孤言此，若為自大」，其實就是要把話說透，讓別的人再也無從嚼舌根。秦漢以下的兩千餘年，歷代有作為、有氣量的封建政治家並不太少，其間不畏流言、不憚自剖的非凡人物亦難盡數，但在我的印象中，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這樣襟懷坦蕩，無所避飾。唯其如此，就連他隨之而道出的「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憑藉無可辯駁之真威勢逼人。
這通《讓縣自明本志令》，當然有其現實針對性，那就是有人在背後議論他「有不遜之志」。當時的曹操，是不是已經存心代漢自立，難以一言遽定。一方面，「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疑似董卓第二並非空穴來風。另一方面，無論怎樣把獻帝劉協玩弄於股掌間，曹操畢竟沒有走出篡逆的一步，甚至延後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孫權上書稱臣，對他「稱說天命」，他還認定「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歷史未然之事不宜強加於人。他最終的態度是，「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那麼，早於這一表態近十年，曹操一口否認自己「有不遜之志」，未必就是虛偽。一切政治野心家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伴隨實力、權勢的增長，逐步地聚生、膨脹起來的，對曹操也當如是觀。他舉出齊桓、晉文「兵勢強大，猶能奉事周室」，樂毅、蒙恬儘管受冤仍不敢背叛，周公「金滕」藏書以自明心跡等五樁前事，表明了自己也要「以大事小」，「見信」於人。沒有史料足以證明，曹操這些話純屬自我粉飾，而不是他的「肝鬲之要」。與此相一致，他又明確地表示，決不能夠交出兵權，退就侯國。為什麼？他一語道破：「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用當今的話演繹，就是他深知「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政治鐵則，決不會徒「慕虛名而處實禍」，「為子孫計」，為「國家傾危」計，他都必須牢牢地掌握住「槍杆子」，依仗軍事實力而立於不敗之地。他甘願讓還封給他的陽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