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巾起義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它直接導致了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秦、漢大一統格局終被三國鼎立所取代。「蒼天」的「死」與「黃天」的「立」，都不是宿命，而是若干偶然聚合成的必然。
歷來講三國歷史，都先講黃巾起義。《三國志》開篇，《魏書·武帝紀》承題便寫道：「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開宗明義地交代清楚，曹操登上歷史舞台，起步就靠參與了鎮壓黃巾起義。由史學到文學，《三國演義》第一回回目也是「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並且是從張角、張寶、張梁三兄弟聚眾首事，順勢引出了劉備、關羽、張飛三兄弟金蘭結拜。與曹、劉一樣，後來割據東吳的開啟人物孫堅，亦憑征討黃巾起家。可以說，舉凡三國形成之前、形成之初際會風雲的弄濤兒們，莫不與黃巾起義存在著牽連關係，否則未必能夠出頭。假若未曾發生過黃巾起義，中國歷史的演變進程上會不會冒出一個三國時期，不妨打個問號。
黃巾起義爆發於東漢靈帝中平元年，時為干支甲子年，公元184年。較之於秦朝末年臨危自救，振臂一呼，倉促起事的陳勝、吳廣起義，新莽年間嘯聚山林，結境以逞，依附劉氏的綠林、赤眉起義，黃巾起義的有組織，有計畫，有輿論，明顯別開先河，堪稱歷代農民起義里程碑式的第一次。早在起義前的十餘年間，巨鹿（今屬黃巾）起義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它直接導致了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秦、漢大一統格局終被三國鼎立所取代。「蒼天」的「死」與「黃天」的「立」，都不是宿命，而是若干偶然聚合成的必然。
（河北）人張角便在冀州（今河北及河南北部）傳播道教，號稱「太平道」。利用這一個宗教組織形式，他分遣弟子「使於四方，以善道化教天下」，同時「符水咒說以療病」（見《後漢書·皇甫嵩傳》）。許多人將他信奉若神，信徒達到數十萬，遍及青、徐、幽、冀、兗、豫、荊、揚八州（包括今山東、安徽、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等省的廣大地區）。張角把各地信徒編為三十六方，大方一萬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大小方都設渠帥統領，由他統攬指揮。又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令徒眾廣為散布，竟至神不知，鬼不覺，連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也讓「太平道」徒用白土寫上了「甲子」二字。荊州大方馬元義還多次往來京師，聯絡中常侍封諝、徐奉等人作為內應，約定三月三日內外同時舉事。但由於弟子唐周叛變泄密，馬元義被車裂於洛陽，千餘徒眾也遭殺害，張角只好決定提前到二月起義。張角自稱天公將軍，其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諸方一時俱起，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起義軍上下都頭著黃巾，以作為標誌，東漢官方謂之「黃巾賊」或者「蛾賊」。
這其間，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張角提出的口號。毛澤東有一段名言：「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從張角來看，說他當時已經具備自覺的階段鬥爭意識，適用這段名言的後一句，無疑過分拔高了。但「蒼天」明指東漢政權，「黃天」確喻張角一方，一「死」一「立」的對舉之間，已經成為一個以推翻現存政權為終極目標的輿論綱領和革命宣言。若拿先前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所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項羽所謂「彼可取而代之」，劉邦所謂「大丈夫當如此也」之類的個人抱負宣洩來作比較，這一輿論綱領和革命宣言顯然已經觸及古往今來階級之間生死鬥爭的根本問題，即政權問題，在中國農民運動史上尚屬於破天荒第一次。唯其如此，黃巾起義的勃然而興，勢若燎原，對於東漢統治勢力所造成的震懾和衝擊，從一開始就超過了四百年前陳勝、吳廣起義之對於嬴秦政權，兩百年前綠林、赤眉起義之對於新莽政權所造成的震懾和衝擊。也唯其如此，原本階級內部矛盾深沉、爭鬥殘酷的東漢統治勢力不同階層、不同派系迅速糾合攏來，極力鎮壓威脅他們共同利益的黃巾部眾。
僅就輿論造勢的策略選擇而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天命」內涵，就具備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功效。「天命」說不始於漢，但自從漢代秦興以降，劉姓漢室最高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們硬將「天命」推向極致。西漢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反覆伸言：「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王者必受命而後王。」從西漢後期哀、平年間到東漢時期，漢儒們盛行「讖緯」之學，更附會先秦陰陽家的「五行」學說，用「五德終始」解釋王朝更替。
「五德」即「五行」：水、火、木、金、土。「五者流行而更轉，順則相生，遞則相剋，如是則各各為用，以成其道而已。」（《三命通會》卷一）相生的次序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剋的次序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先前西漢以秦為水德，自己為土德，解釋為漢取代秦就是土德克水德。西漢末年改為用相生之說，把短祚的秦去掉不算，以周為木德，自己為火德，解釋為繼周滅秦就是木德生火德。張角提出的口號沒有直接套用「五德」相生或者相剋，而是混用了「五行」（水、火、木、金、土）與「五色」（青、赤、黃、白、黑）以及「五帝」（東方蒼帝、南方赤帝、中央黃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之間的交錯對應關係，暗取「水生木」的相生之義，賦予自己以代漢而立的「天命」合理性。儘管這樣的牽強湊合比「漢德」的變來變去更難以自圓，但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統治階級的「天命」思想就是統治思想，用統治思想之矛攻統治思想之盾必然更具顛覆性。而且既然是輿論造勢，要的就是簡潔明快，煽惑人心，哪管那麼多細枝末節？
時隔1800多年，站在當代人的立場上掃描那段歷史，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張角作出的「蒼天已死」的形勢研判，十分切合東漢王朝的日暮途窮。雖然「歲在甲子」，並沒有實現「天下大吉」，名義上的劉姓漢室政權在靈帝劉宏之後，還經歷了少帝劉辯、獻帝劉協，苟延殘喘了36年，直至公元220年才被曹魏政權所正式取代，但自稱「天命」所歸的劉姓皇帝早已經成為行屍走肉，他們所代表的政權早已經淪於名存實亡。漢王朝死亡的喪鐘的確由黃巾起義所敲響，但在喪鐘敲響之前，政治腐敗和人禍天災早已經為它掘好墳墓。
東漢政權與西漢政權儘管都姓劉，宗法血緣前後相繼，政治基礎卻不完全一樣。在前的西漢開國之君劉邦，以及他的開國功臣蕭何、曹參、周勃、陳平等人都出身社會下層，經由奪取政權而躋身地主階級，根本利益轉換確有一個過程，對自耕農的剝削較之秦代真的有所減輕。西漢前期70餘年間，「與民休息」，出現了無為而治局面，社會相對承平。繼後的東漢「中興」之主劉秀，以及他的「中興」元勛鄧晨、李通、鄧禹、寇恂等人則不是「世吏二千石」，便是「鄉閭著姓」，全都屬於豪強大地主階層，因而給東漢政權打下了始終代表豪強大地主階層利益的鮮明胎記。一直以來，豪強大族依勢佔有大量土地和依附農民，社會上兼并現象空前嚴重。如仲長統《昌言》所述，各地的豪強大族不僅擁有大田莊，農、林、牧、副形成高度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形態，而且把掌控社會經濟命脈的觸爪伸進城市，達到了「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的程度。例如濟南王劉康，田土多達800頃，奴僕多達1400人，政治上、經濟上都儼然一方霸主。即便不做官，豪強大地主們也「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不少豪強大族還建立私家武裝，糾集一部分宗族、賓客和佃農、僱農結為「部曲」，在大田莊里「警設守備」，平時為封建經濟保駕護航，一旦發生非常之變，就迅即轉為割據武力。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裡，又因各自為政而相當分散，對東漢政權就像一柄雙刃劍，一刃是在維護它，一刃又會傷害它。少數人愈尊愈富，必然導致多數人愈賤愈貧，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兩極分化的另一極中，大量自耕農土地被兼并，地位亦隨之下降，或降為佃農、僱農，或淪為奴隸；庶族小地主日子也不好過，隨時可能變成橫被「大魚」吞食的「小魚」。
這就積聚成了不可化解的社會矛盾，不僅廣大農民極端仇恨豪強大地主，而且庶族小地主也與豪強大地主存在不共戴天的利害衝突，蓄之既久，其發必速。
對於豪強大地主勢力的恣肆坐大，東漢最高統治者曾經力圖加以控制，光武帝劉秀、明帝劉庄、章帝劉炟都曾採取措施強化專制皇權。除了不給「中興」元勛以實職實權，並且剝奪他們的兵柄之外，在中央政府一級，還讓位極人臣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權力虛化，把實際權力運作轉移到中朝尚書台。尚書台設秩祿千石的尚書令和六百石的尚書僕射，令、仆以下設六朝尚書分掌庶政，由皇帝遴選親信臣僚「錄尚書事」，意在便於直接指揮。這樣做，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一度穩定了東漢王朝統治秩序。但從和帝劉肇起，這一政治策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