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學時代，儒家已定為一尊。儒家的經典，已變為「經」。要推倒「經」的權威，那是他連想也沒有想到的。
——《三松堂自序》「30年代」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亞里士多德面對眾人的指責如是說。他自17歲開始，便拜師於柏拉圖門下學習。在長達二十年的學習生涯中，亞里士多德一直以崇敬的心態面對柏拉圖，他還曾專門寫過一首讚美柏拉圖的詩：「在眾人之中，他是惟一的，也是最初的，這樣的人啊，如今已無處尋覓！」他對老師柏拉圖的情義可見一斑。
然而，即便德如此崇敬柏拉圖，在面對老師的錯誤和缺點時仍能勇敢地指出來。於是，有人指責他背叛了老師他，故而才有了他那句「更愛真理」的名言。這是人理性反思的結果，也是人擺脫本能狀態走向智慧的一種姿態。
專門以哲學為研究對象的馮友蘭先生，自然也了解亞里士多德所要表達的，對於真理的執著追求，是不會被任何外在的力量所影響的，即使是經典與權威也不例外。面對浩瀚的中國古代哲學典籍，馮友蘭先生並非一味地學習與接納。在研究過程中，他始終秉持著一種懷疑的態度，吸收精華的同時，也能發現典籍中的漏洞與錯誤，並將疑團一一解開，將錯誤一一糾正。馮友蘭先生也和亞里士多德一樣，是一位愛真理勝過一切的人。
所以，在回顧古人面對文化的態度之時，馮老不自覺地對人們屈從於權威的態度，表現出了不滿。他說：「在經學時代，儒家已定為一尊。儒家的經典，已變為『經』。這就為全國老百姓的思想，立了限制，樹了標準，建了框框。在這個時代中，人們的思想都只能活動於『經』的範圍之內。人們即使有一點新的見解，也只可以用註疏的形式發表出來，實際上他們也習慣於依傍古人人才能思想。好像是兩腿有病的人用拐杖支著才能行走，離開了拐杖，他的腿就不起作用。要推倒『經』的權威，那是他連想也沒有想到的。」
馮老心中對真理的執著與熱愛，使他能跳出盲從權威的框框，勇敢地探尋真理的所在。在治學的過程中，需要的正是馮老這種對待真理的態度：即使面對權威，也要敢於為真理而辯。惠特曼便是一個敢幹為真理而戰的人。
1842年3月，在百老匯的社會圖書館裡，年輕的惠特曼聽了著名作家愛默生的演講後激動不已。他渾身升騰起一股力量：他要傾聽大地的、人民的、民族的心聲，去創作新的不同凡響的詩篇。
1854年，惠特曼的《草葉集》問世了。這本詩集熱情奔放，衝破了傳統格律的束縛，用新的形式表達了民主思想和對種族、民族和社會壓迫的強烈抗議。它對美國和歐洲詩歌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草葉集》的出版使愛默生激動不已，他給予這些詩以極高的評價，稱這些詩是「屬於美國的詩」，「有著無法形容的魔力」，「有可怕的眼睛和水牛的精神」。
《草葉集》受到愛默生這樣很有聲譽的作家的褒揚，使得一些本來把它評價得一無是處的報刊馬上換了口氣，溫和了許多。但是惠特曼那創新的寫法、不押韻的格式、新穎的思想內容，並非那麼容易被大眾所接受，他的《草葉集》並未因愛默生的讚揚而暢銷。1855年底，他印起了第二版，在這版中他又加進了二十首新詩。
1860年，當惠特曼決定印行第三版《草葉集》，並將補進些新作時，愛默生竭力勸阻惠特曼取消其中幾首刻畫「性」的詩歌。惠特曼卻不以為然地對愛默生說：「那麼刪後還會是這麼好的書嗎？」愛默生反駁說：「我沒說『還』是本好書，我說刪了就是本好書！」執著的惠特曼仍是不肯讓步，他對愛默生表示：「在我靈魂深處，我的意念不服從任何的束縛，而是走自己的路。《草葉集》是不會被刪改的，任由它自己繁榮和枯萎吧！」他又說：「世上最髒的書就是被刪減過的書，刪減意味著道歉、投降……」第三版《草葉集》出版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它便跨越國界，傳到世界上許多地方去了。
所謂的權威，不過是在某人領域掌握了比常人更多更全面的知識而已，但他們並不能代表真理。面對權威，我們應該有相當的尊重，但絕不能迷信。在求學的道路上，我們每個人都要對真理負責，當真理與權威發生分歧時，我們需要勇敢地站出來，質疑權威，找回真理最本真的樣子，因為我們熱愛真理，別無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