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即是上海話所謂「當心」。我們做事，必須全副精神貫注，「當心」去做。
——《理想人生》「存誠敬」
羅曼·羅蘭曾說過：「與其花許多時間和精力去鑿許多淺井，不如花同樣的時間和精力去鑿一口深井。」在時間有限、精力有限的情況之下，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好，但卻一定可以把其中的一件事做到最好。心無旁騖地做一件事，更容易成為強者，為學尤其如此。
綜觀世間學有專長之人，都是由於其對某一領域有所偏好，專註於心，窮根究底，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馮友蘭先生便是一個典型。就像畫家專註於畫板、音樂家專註於琴鍵、農夫專註於季節與大地一樣，馮友蘭先生關注的便是哲學。
馮老作為中國近現代哲學的領軍人物之一，無論何時，無論身處何境，都始終專註於哲學的研究。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他一個人艱難地啃完了耶芳斯的《邏輯要義》原著，此時的他只有16歲，對哲學的熱情卻已是如此炙熱；面對北京大學法科備受青睞、文科出路遇冷的差別，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自己中意的文科，學習哲學；剛到哥倫比亞大學時，語言的障礙和東西方哲學的巨大差異，令他非常不適應，他仍專註於解決心中的哲學困惑，並獲得了實用主義哲學大師約翰·杜威「這個學生是一個真正學者的材料」的評價；建國之前，他長期被紛繁蕪雜的行政工作所困擾，但他心中始終堅持對哲學的那份專註；即便是在批判整天沒完沒了的環境下，馮老仍堅持他的學術研究。
正是憑著這份對哲學的專註，才成就了馮老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他將這種「專註」稱之為「敬」，他說：敬可以說是一個人的「精神總動員」。敬即是上海話所謂「當心」……我們做事，必須全副精神貫注，「當心」去做。做大事如此，做小事亦須如此。所謂「獅子搏兔亦用全力」是也。
專註於心是做學問的大原則，博而不專，雜而不精，必然會成為學術研究的最大阻力。
世界上有座「人人都是語言學家的城市」，然而，就是這座每位市民至少都會三種語言的城市，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大文豪。
這個以語言見長的國家即盧森堡，它處於歐洲「十字路口」，夾在德、法、比三國當中，人口僅四十萬，其中外籍人口佔到26％。其首都盧森堡市，有八萬人，是歐洲金融中心和鋼鐵基地之一，外國人占的比例更高。由於對國外經濟的依賴性，在盧森堡，每人精通三種語言是未出娘胎就註定的。
當嬰兒牙牙學語時，母親首先教其說本國的盧森堡方言，這是國人日常交談的口語；進入幼兒園後開始學德語和法語，因為二者是官方語言，而德語更是教學宣教的語言，不懂德語就不能跟著神父念聖經唱聖詩；小學同時用德、法兩種語言授課；中學修第三門外語，如英語、拉丁語等，因為國內沒有大學，要深造必須出國留學。
在盧森堡，約定俗成的是，報紙用德文出版，雜誌用德、法文出版，學術雜誌只有法文。廣播用德、法語，電視用法語。招牌、菜名、各種票證、車票、單據也是法文。議會辯論語言只許用法、盧兩種。法庭審訊犯人使用盧語，宣判用法語，判決書用德文列印……走進一戶人家，你會看到父親在讀德文報，兒子在念法文書，女兒在唱英文歌，母親在用盧語嘮叨。
對於外國人高度讚美的語言的多樣化，盧森堡人卻不以為然。他們埋怨為了謀職和生存，將大半精力都消耗在三四種語言的學習與運用上。雖然他們懂得的語言多，但能夠真正精通的卻太少。透視盧森堡，該國之所以難以誕生一個文學巨匠，並非是其文化底蘊的匱乏，而是各種泛濫的語言阻礙其走進文學殿堂的縱深處。
斯蒂芬·茨威格曾說過：「一切藝術與偉業的奧妙就在於專註，那是一種精力的高度集中，把易於彌散的意志貫注於一件事情的本領。」一個人如果能做到除了追求完整意志之外把一切都忘掉，完全沉浸於對自我的提升之中，那他就能在求知的路上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