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個人的學問和修養說，他必須是一個理論聯繫實際的人。
——《三松堂自序》「50年代及以後」
做學問需要兩步：想和做。在想的過程之中，我們可以天馬行空，可以將自己置身於浩渺的宇宙天地之間，盡情地享受馳騁的樂趣。但「做」則完全不同，它需要真正耗費腦力和體力，需要面對過程中的許多困難。然而，「做」又是至關重要的，畢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有當我們將所學真正地用於實踐，才算是將其轉化為了自己的學識，才算是真正地學會了。
馮友蘭先生說：「就一個人的學問和修養說，他必須是一個理論聯繫實際的人，如果僅只讀了一些經典著作，掌握了一些文獻資料，懂得一些概念或範疇，而完全不能夠解決實際問題，這種人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種人也不是社會所需要的。
做學問如果只是停留在「想」的階段，即使是滿腹經綸，也無法將其認為是真知灼見的東西靈活地運用於實踐的話，那麼就一如「紙上談兵」的趙括一般，學問在他那裡不僅毫無價值，反而成為導致他失敗的因素。
有一位經驗豐富的船長，每次出海，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他都能化險為夷，他駕駛的船隻經歷了數百次的風暴，每次都安全抵岸。正因為如此，人們都稱其為「船王」。
船王有個兒子，備受寵愛。船王把所有的經驗都毫無保留地教導給了兒子。兒子也背得滾瓜爛熟，跟眾人談起航海經驗來頭頭是道。後來，船王在一次出海時暴病身亡，眾人一致推薦船王的兒子接任船長。這天，海上起了一場小風暴，船王的兒子努力回憶船王教導過的話，按船王教導的去做，可好像一點兒作用都沒有。很快，一個巨浪打來，船隻沉沒了。
顯然，船王的兒子和趙括一樣，都只會紙上談兵而已，卻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實踐。所謂的學問，不論是別人傾囊相授的，還是自己苦學而得的，僅有理論是遠遠不夠的，但是這個淺顯的道理，卻總是容易被忽略。而銘記這一道理的人，才能將學來的理論轉化為自己的知識，索羅斯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號稱「金融天才」的喬治·索羅斯，在當代金融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對國際金融市場的一個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海森伯發現的「測不準原理」：金融市場是毫無理性可言的。他曾經坦言，在亞洲金融風暴中，自己也虧了很多。因為自己也測不準，出錯了，所以，短期的投資走向他不預測，因為太容易證明自己的判斷是錯誤的。
20世紀70年代後期，索羅斯的基金運作十分成功。
1992年9月1日，他在曼哈頓調動了100億美元，賭英鎊下跌。當時，英國經濟狀況越來越糟，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加劇。梅傑政府把基金會的大部分工作交給了年輕有為的斯坦利·杜肯米勒管理。杜肯米勒針對英財政的漏洞，想建一個三四十億美元的放空英鎊的倉位。索羅斯的建議是將整個倉位建在100億美元左右，為此他必須借30億美元來進行一場大賭博。
最終，索羅斯勝了。9月16日，英國財務大臣拉蒙特宣布提高利率。這一天被英國金融界稱為「黑色星期三」。杜肯米勒打電話告訴索羅斯，他賺了9.58億美元。事實上，索羅斯這次賺得近20億美元，其中10億來自英鎊，另有10億來自義大利里拉和東京的股票市場。在這次與英鎊的較量中，索羅斯等於從每個英國人手中拿走了12.5英鎊。
索羅斯曾把他的投資理論寫成《金融鍊金術》一書，闡述了他關於國際金融市場的「對射理論」和「盛衰理論」。他認為市場參與者的知覺已影響了他們參與的市場，而市場的動向又影響他們的知覺，因此無法得到關於市場的完整的認識，但市場有自我強化的功能，繁盛中有衰落的前奏。
從海森伯的「測不準原理」到索羅斯自己的投資理論，這一實質性的轉變就源於索羅斯的投資實踐。對於所有做學問的人而言，實踐都是把別人的理論轉化為自己的理論的關鍵點，一如馮友蘭先生從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學習，到形成自己的哲學理論一般。正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