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於神經病要更有所了解，則所需要的材料也更多；有兩種觀察是隨手可得的。它們都很特別，開頭還很令人驚異。我們去年曾做過預備工作，現在來講必定容易了解了。
一我們去治療病人的癥候時，病人將始終對我們作強有力的抗拒，這種情形非常奇怪，簡直使人難以置信。最好不必將此事向病人的親友談起，因為他們總以為這是我們的託辭，想用來掩飾治療上的持久或失敗。病人表示這種抗拒，也不承認它是抗拒；我們如果能使他認識這一事實而予以承認，那就是治療上的一大進步了。你想病人既因癥候使自己和親友如此不安，為了治療又在時間、金錢和精神上遭受如此重大的犧牲，結果卻為病症而拒絕一切的援助。這個話豈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嗎？但事實確系如此，假使你們責備我們不近情理，那麼我們只須舉一件類似事情就可作出答覆；一個人因牙痛往見牙醫，當牙醫拿起鉗子去對付他的腐齒時，他可又設法推脫了。
病人所表示的抗拒方式多而巧妙，往往難以認識；分析家須不斷地小心提防。我們在精神分析治療中所採用的方法，想來你們已因釋夢而熟悉了：我們設法使病人處於一種安靜的自我觀察的境地，不必試想任何事件，然後將內心所覺得的一切如感情、思想、記憶等，依其浮現於心中的先後次序一一報告出來。我們明白警告他，不許對於觀念聯想有所選擇或取捨，無論是因為那些觀念太「討厭」或太「無聊」而說不出口，或因為它們太「不重要」，或太「無關係」或太「無意義」而沒有訴述的價值。我們要使他只注意浮現在意識表面上的觀念，放棄任何方式的抗議；又告訴他治療的成功，尤其是治療時間的長短，都隨他是否力守這個基本的規則而定。由釋夢的方法看來，我們知道凡屬力加懷疑或否認的聯想，常包含著導致發現潛意識的材料。
這個規則建立之後，隨著發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病人以它為抗拒的第一目標。病人用種種可能的方法以求逃脫它的束縛。他先說心內一無所有，其後則說想到的太多了，以致無從選擇。其次，我們驚詫地覺得他現在忽而批駁這一觀念，忽而批駁另一觀念；這由他談話時有時間的停頓可以推想而知。最後，他乃宣稱自己確實不能訴說自己感到羞慚的事，於是這個情感就使他不再遵守信約了。或者，他想起一件事，但這件事是與他人而不是與自己有關，所以可以不必照規則行事。或者，他剛想到的事，實在太不重要，太無意義，或太荒謬絕倫，以為我決不至於要他報告這種思想。他這樣拖延著，忽而用這個方法，忽而用那個方法，他不斷地回答要說出一切，結果等於一事未說。
無論那一個病人，總設法將自己思想的某一部分隱藏起來，以提防分析者的進攻。有一病人平時非常聰敏，就用這種方式把他一度至為親切的戀愛隱藏達數星期之久；我說他不應破壞精神分析的規則，他辯白說，這是他的私事。精神分析的治療法自然不能容許病人有這種庇護權，假使照此辦理，那麼就等於我們一面設法逮捕罪犯，又先允許在維也納城內設一特區，並禁止在市場或聖斯蒂芬教堂旁邊的廣場上抓人。這個罪犯自然只能隱身於這些安全的處所了。我從前也曾有一次決定允許給某人以這種例外的權利；因為他須恢複他的作事能力，而他是一個文官，因受誓約的束縛，不能將某種事件告訴他人。他對結果確實感到滿意，但我卻感到不滿意；從此，我乃決心不再施術於這種條件之下了。
強迫症的病人常因多心或疑慮而易於使我們施術的規則幾歸無用。焦慮性癔病的病人有時使此規則變成荒謬可笑，因為他們只引起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聯想，使分析無從著手。但是我並不願意告訴你們這些治療上的困難。你們只須知道我們由於決心和堅忍，終於能使病人稍稍遵守施術規則；然而他們的抗拒又完全換了一個方向。此時表現為理智的批判了，用邏輯作工具，將一般人對精神分析學說所指出的困難和不可靠之點引為己用。因此，我們就不得不從每一病人口內，聽到科學界對我們共同施加的一切批判和抗議。外界批評家對於我們的指摘，沒有一點新的東西。這確是小茶杯里的風浪。然而病人仍然可以理喻；他很喜歡我們去教導他，駁倒他，且指出若干參考書給他，好使他有進一步的了解；總之，分析如不牽涉他在內，他就立即成為精神分析的擁護者。但是就在這個求知慾中，也可看出他的抗拒；原來他是想藉此逃避面前的特殊工作，我們當然是不能允許的。就強迫性神經病而言，其抗拒還利用一種特殊的策略，那是在我們意料之內的。分析既順利進行，不受牽掣，所以病案中的所有問題逐漸明了，直到最後我們才開始奇怪這些解釋為什麼沒有實際效果而使癥候獲得相當的改善。結果才發現強迫性神經病的抗拒又回覆到以懷疑為特徵，使我們變得束手無策。病人似乎在對自己說下面一類的話：「這都是很有趣的。我很願意繼續受分析。假使它都是真的，當然對我有許多好處。然而我一點都不相信，既不相信，我的病就決不會受影響。」如此既久，終於這一點耐性也沒有了，於是又表示出堅決的反抗。
理智的抗拒不是最壞的一種；我們常常能戰勝它。然而病人卻知道如何在分析本身範圍內力加抗拒；所以征服這些抗拒乃是分析法上最艱苦的工作。病人不回憶已往生活中的某種感情和心境，而是將這些感情和心境再行表現出來，復活起來，通過所謂「移情作用」transference反抗醫生和治療。假使他是一個男人，他便常藉助於他和父親的關係，而使醫生權代其父；他力爭個人獨立和思想獨立以示反抗，或由於野心而反抗，野心的最早期的目的就是爭取與父親平等或勝過父親，或且因不願再次負感恩圖報的責任而反抗。有時我們覺得病人想找分析家的過錯，使他自覺無能，企圖擊敗他，並完全消滅他的治療疾病的好心好意的願望。婦女們為了達到抗拒的目的，便巧於移愛於分析家；當這個愛好達到了某種強度，則對於實際治療的一切興趣及治療時的一切束縛都消滅了。隨此而來的妒忌以及受到無論如何婉轉的拒絕後而發生的怨恨，都不得不破壞她和醫生的私人關係，因此，分析乃失去了一種最強大的推動力。
我們對於這種抗拒不應嚴加譴責。因為這些抗拒包含有病人已往生活中許多重要的材料，而且這種材料的流露方式這樣地使人信服，所以分析家的技術若很精巧，就可把這種抗拒直接轉為對自己的莫大幫助。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這種材料常先作為一種抗拒，一種偽裝，而有礙於治療。我們還可以說病人用以反抗治療的就是他的自我的性格特性和個人態度。這些性格特性隨神經病的狀況和要求而呈現出來，我們因此觀察到了一些平常不輕易明白出現的材料。你們也不要以為我們將這些抗拒的出現視為威脅分析治療的意外危險。其實，我們知道這些抗拒是勢必出現的；只有當它們不能明確地被喚起而足以使病人明白其為抗拒的時候，我們才感到不滿。因此，我們知道了克服這些反抗，乃是分析的重要工作，是使治療稍見成效的明證。
除此之外，你們還須注意病人往往利用分析時所有偶然發生之事——如分散注意的事物，或朋輩中他所信仰的人對於精神分析的指摘，或足以增加神經病強度的一切機體失調等——以阻撓分析的進行；甚至於病狀每一改善都可引為反抗治療的動機。由此，你們大概可以知道分析時必須遇見和克服的抗拒究有何種力量和方式了。關於這一點，我所以如此不厭其詳，是因為我要告訴你們，我們關於神經病的動力學概念，就是根據於我們所有病人對自己癥候的抗拒治療的經驗。布洛伊爾和我原來用催眠術作為實施心理治療的工具。布洛伊爾的第一個病人完全受治療於催眠暗示的狀態中；我最初也採用這個方法。我承認那時我的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時間也較為經濟；但其療效常有反覆而不持久；因此，我最後放棄了催眠術。我知道催眠術只要仍被應用，這些病症的動力學就沒有了解的可能。因為在催眠時，病人的抗拒是醫生觀察不到的。催眠打消了抗拒的力量，固然可以開闢一部分地盤供分析的研究，但是，反抗力因此積聚在這部分的界線之上，無法攻破；便與強迫性神經病的懷疑產生了相同的影響。因此，我可以說只是丟了催眠術之後，精神分析才算真正開始。
假使抗拒的測定有如此的重要性，那麼與其太草率地假定它的存在，就不如慎重從事為好了。也許有些神經病確因其他原因而聯想停滯，也許對於我們學說的那些駁斥的確值得我們嚴重的注意，也許我們不應隨便將病人的理智的抗議視為抗拒的表示而置之不理。不錯，但是我要告訴你們，我們對於這件事的判斷，並不是草率從事的；我們有機會觀察這些批判的病人在他們的抗拒出現之前及其抗拒消失之後。受治療的時候，抗拒的強度不斷發生變化；當我們迫近一個新問題的時候，他的反抗力常隨而增加；當我們加以研究的時候，其反抗力乃升到最高度；當研究完畢的時候，其反抗力也隨而消失。假使我們不犯有方法上的錯誤，必不至於立即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