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來示於自由之義，深惡而痛絕之，而弟子始終不欲棄此義。竊以為於天地之公理與中國之時勢，皆非發明此義不為功也。
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對於壓力而言之，對於奴隸性而言之。壓力屬於施者（施者不足責，亦不屑教誨，惟責教受者耳），奴隸性屬於受者。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於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於世界萬國之間。而自由雲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於他人，今日非施此葯，萬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屢引法國大革命為鑒。法國革命之慘，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惡之尤甚。（先生謂弟子染日本風氣而言自由，非也。日本書中無一不談法國革命而色變者，其政治書中無不痛詆路梭者。蓋日本近日盛行法國主義，弟子實深惡之厭之。而至今之獨尊法國主義者，實弟子排各論而倡之者也。）雖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國也。中國與法國民情最相反，法國之民最好動，無一時而能靜；中國之民最好靜，經千年而不動。故路梭諸賢之論，施之於法國，誠為取亂之具；而施之於中國，適為興治之機。如參桂之葯，投之病熱者，則增其劇；而投之體虛者，則正起其衰也。而先生日慮及此，弟子竊以為過矣。且法國之慘禍，由於革命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禍，而非自由之為禍。雖國學派不滿於路梭者，亦未嘗以此禍蔽累於路梭也。執此之說，是以李斯而罪荀卿，以吳起而罪曾子也。且中國數千年來，無「自由」 二字，而歷代鼎革之慘禍，亦豈下於法國哉！然則禍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歸罪於所託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慘禍者，經此慘禍之後，而尚可有進於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慘禍者，其慘禍日出而不知所窮，中國數千年是也。苟有愛天下之心者，於此二者，宜何擇焉！
至歐人文明與法無關之說，弟子甚所不解，不必據他書，即《泰西新史攬要》，亦可見其概。英國為憲政發達最久最完之國，流血最少，而收效最多者也。而其安危強弱之最大關鍵，實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議院改革案。而此案之起，乃由法人影響所及（英民聞法人爭權之事而興起）；此案之得成，亦由執政者憚於法之慘禍，而降心遽許之。此《新史攬要》所明言也（他書言之尤詳）。歐洲中原日耳曼、奧斯馬加、義大利、瑞士諸國，皆因并吞於拿破崙。時拿氏大改其政治，而自予人民以自由，人民既得嘗自由之滋味，此後更不能受治於專制民賊之下，故歷千辛萬苦而爭得之，以至有今日。觀於拿破崙第一次被放，而維也納會議起；拿破崙第二次被放，而俄、普、奧三帝神聖同盟興。維也納會議，神聖同盟，皆為壓制民權而設也。但觀於此，而知法國革命影響於全歐者多矣。弟子謂法人自受苦難，以易全歐國民之安榮，法人誠可憐亦可敬也。泰西史學家無不以法國革命為新舊兩世界之關鍵，而純甫難是說，然則此十九世紀之母何在也？（弟子以為法國革命即其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若夫「自由」二字，夫子謂其翻譯不妥或尚可，至詆其意則萬萬不可也。自由之界說，有最要者一語，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則 「人人自由」四字，意義亦已具足。蓋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則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者，是則不可謂之人人自由。以此言自由，乃真自由，毫無流弊。要之，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之得全其為人之資格而已。質而論之，即不受三綱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夫子謂今日「但當言開民智，不當言興民權」，弟子見此二語，不禁訝其與張之洞之言甚相類也。夫不興民權，則民智烏可得開哉？其腦質之思想，受數千年古學所束縛，曾不敢有一線之走開，雖盡授以外國學問，一切普通學皆充入其記性之中，終不過如機器砌成之人形，毫無發生氣象。試觀現時世界之奉耶穌新教之國民，皆智而富；奉天主舊教之國民，皆愚而弱。（法國如路梭之輩，皆不為舊教所囿者。法人喜動，其國人之性質使然也。）無他，亦自由與不自由之分而已。（法國今雖民主，然絕不能自由。）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為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中國於教學之界則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異想；於政治之界則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異言。此實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葯無效，必以萬鈞之力，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熱其已涼之血管，而使增熱至沸度；攪其久伏之腦筋，而使大動至發狂。經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幾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然弟子敢斷中國之必不能佛，必不能狂也。雖使天下有如復生（復生《仁學》下篇……盪決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及弟子者數十百人，亦不必能使之沸、使之狂也。弟子即盡全力以鼓吹之，而何至有法國之事乎？
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語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義，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頗善矣。自治含有二義：一者不受治於他人之義，二者真能治自己之義。既真能治自己，而何有侵人自由之事乎？而何有法國託名肆虐之事乎？故有自治似頗善矣。而所謂不受治於他人者，非謂不受治於法律也。英人常自誇謂全國皆治人者，全國皆治於人者，蓋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之也，實則仍受治於己而已。蓋法律者，所以保護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極則，即法律之精意也。抑以法國革命而謗自由，尤有不可者。蓋「自由」二字，非法國之土產也。英之彌兒，德之康得，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謂博深切明矣。而夫子引隋煬、武后以比之，似未免涉於嫚罵矣。弟子欲辯論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盡其詞；非有他心，實覺其為今日救時之良藥，不二之法門耳。現時所見如此，或他日有進，翻然棄之，亦未可定。但今日心中所蘊，不敢自欺，故不覺其言之長。其謂涉於不敬，非對長者之體者多多，惟因文曲折，隨筆應赴，不自檢點，深知其罪。
又自由與服從二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從者。英人所謂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於人是也。但使有絲毫不服從法律，則必侵人自由。蓋法律者，除保護人自由權之外，無他掌也。而侵人自由者，自由界說中所大戒也。故真自由者，必服從。
據亂之制度與太平之制度，多有相類者，然其淵源來歷，全然不同，似不可以彼病此。（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