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里講了這麼一個故事：齊國有個大大的花花公子叫齊莊公，齊國有個大大的美女叫棠姜。齊莊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終和她暗通曲款。可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抒察覺。那天他趁齊莊公與棠姜幽會時，安排武士將其亂刀砍死。
崔抒是齊國重臣，他對前來記載的史官說：「你就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史官不聽從他，在竹簡上寫「夏五月乙亥，崔抒弒其君光。」崔抒很生氣，拔劍殺掉史官。史官死了，按照當時慣例由其弟繼承職位。崔抒對新史官說：「你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新史官也不聽從，在竹簡上寫「崔抒弒其君光。」崔抒又拔劍殺了新史官。然後更小的弟弟寫下同樣的話，同樣被殺。最後是最小的弟弟。崔抒問：「難道你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年輕的史官繼續寫下「夏五月乙亥，崔抒弒其君光。」崔抒憤怒地把竹簡扔到地上，過了很久，嘆了口氣，放掉史官。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寫作。我告訴他這個故事。而我恰恰要強調的是這故事讓我一開始很拒絕寫作。它表明，寫作純屬一件找死的事。像我這麼庸俗的人當然不會幹一件吃力還找死的事，加之家族從文者命運，文學出身的我曾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玩一種毫無風險的遊戲，並暗自慶幸。可漸漸地我發現另一種風險。規則明明規定一場比賽由兩支球隊進行，實際上卻不是這樣的。一名球星告訴我：「那天我上場一看，快哭了，因為總有隊友把球往自己家門踢，場上就是三支隊了。可是踢著踢著我又笑了，因為對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門踢，就是四支了。直到散場時我終於確定，其實總共有五支隊，因為，還有裁判。
我在這樣一種情形下漸漸意識到一個叫「尊嚴」的東西是存在的。哪怕遊戲也要有尊嚴，我不能無視兩支變成了五支，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就是長期把五支證明成兩支，並證明得文采飛揚的樣子。這個不斷修改大腦資料庫的過程讓我痛苦不堪，越發失去智力的尊嚴。我從文學躲到遊戲，在一間沒有尊嚴的大屋子裡，任何角落都猥瑣。又去看開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還有個結尾：那個史官保住性命，撿起竹簡走了出來，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記載歷史的人。史官驚訝地問：「你怎麼來啦？」南史氏說：「我聽說你兄弟幾個都被殺死，擔心被篡史，所以拿著竹簡趕來記錄了。」我覺得這個結尾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堅持自己的工作而死，南史氏則是典型的主動找死。這叫前仆後繼。有種命運永遠屬於你，躲無可躲，不如捧著竹簡迎上去。
2008年，壓在殘垣斷壁下的體溫尚存還動著的小手，花花綠綠的衣袖......我終於明白，我確實該回去了。這，就是我的來歷。
當然我仍是一個庸俗不堪的人，骨子裡畏懼著節烈的東西，做不出南史氏手捧竹簡沿著青石板路直迎上去那猶如彩虹掛天穹的壯麗景象，只是低頭琢磨尋常巷陌一些故事、小小的常識。這些故事和常識慢慢匯聚起來，就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有些東西，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只不過我們曾經丟失，或假裝丟失了......一直不能給這些事和常識找出一個統一的特徵，後來才明白，這其實是尊嚴。
在我看來，尊嚴首先是智力上的尊嚴。很長一段時間了，這個民族失去智力上的尊嚴。趙高說：「這是一匹馬。」人們點頭說：「是啊，好快的一匹馬。」就去修改腦子裡的資料庫，哦，馬是長角的。後來又有人說，要大鍊鋼鐵。於是家家砸爛家裡的鍋碗瓢盆，村村建起鍊鋼的高爐。大家假裝看不見煉出來一坨坨的東西，一捏就是一個坑。在我看來，那一坨坨的東西和那一匹馬一樣是不存在於物質世界的，只是大腦被強行修改後產生的木馬。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鋼鐵量超過了歐洲，農作物產量是全世界的四十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等著我們去營救。那件事情有個結尾：人們並沒有煉出鋼，倒是飢腸轆轆回家後發現不僅沒食物，連做飯的鍋都砸爛了。這是壯烈與幽默並存的景觀，全民都在干一件愚蠢的事，並互相說服這是事實。
讓飢餓的農民相信畝產兩萬斤，讓產業工人相信柴桿煉出的鋼能造坦克，讓醫生相信是紅寶書治癒了聾啞兒的疾病......故事沒有結尾，這樣讓智力蒙羞的事情延伸到唱紅歌能治癒不孕不育，那個叫阿貴的丈夫為了感恩，甚至讓妻子李彩霞拖延兩天再生，以讓自己的孩子跟恩主的生日同一天降生。
比起思維的結果，思維本身就是一種尊嚴。只是總有人放棄了這過程。放棄去想，為什麼世界上最快的動車可以被一記閃電擊穿，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們的校舍，倒塌之後竟沒發現什麼鋼筋。
所以說尊嚴也是一種記憶。我曾看過一部韓國愛情片，名字好像叫《腦中的橡皮擦》，那個女孩子的男友患了失憶症，時時想不起自己是誰，干過什麼。那女孩子就隨時照顧他，跟他騎單車，給他浪漫的事情......這愛情片美好得一塌糊塗，因為既然失憶，個人的缺點和糟糕的回憶也隨之抹去，一切儘是天使。
一個人患了失憶症並非壞事，可這要是發生在一個民族身上就不太妙。一個人的故事是文藝片，一群人的故事是紀錄片，把紀錄片拍成文藝片，是不對的。多少年來我們的腦中一直有塊橡皮擦，比如開頭那個叫崔抒的人就很想做一塊橡皮擦，後來還有個叫贏政的人很想做一塊橡皮擦，再後來還有個叫元璋的很想做橡皮擦......
有一天我曾去到南方一座高架橋下，那座橋下死過很多無辜的人，可是我並沒看見紀念碑，連根杆子都沒立起來。那個曾經綻開過蓮花的池塘，竟被堅固的水泥填平，倘若走過，它根本不會提醒曾經發生的事。後來北方的一座高架橋就側滑了，又死了幾個人。他們都叫臨時工。這裡的臨時工是一塊萬能的橡皮擦。
有段時間我狂妄地認為自己的寫作是為了追求公平。後來才懂得，渺小的我寫不出社會的公平，頂多敘述點個人的情感尊嚴，這種體驗大多時候也只不過是喜劇片段。我小時候住過的成都打金街267號，一處清秀的宅子。鏤空的花廳擺著龍鬚菊和吊蘭，透過木質窗檁可看到大慈寺的香火，滴水檐打出的一排排整齊的淺洞，表明這個家族來歷已久。聽老人說，這家族的人們和睦相處，每天到堂屋去拜天地君親師，偶有生活爭紛，可從未紅過臉。這家族有國民黨也有共產黨，抗戰那會兒，院子里兩黨精誠合作，與這個國家一起打跑了日本人。
可上世紀五十年代，這個宅子一夜之間就爆發了最大的戰爭，起因是，一些人喜歡在院子里種花，是資產階級，另一些人主張在院子收集廢銅爛鐵，代表革命人民。這場戰爭持續很久，每次戰鬥的起因也很奇怪。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已醒事，還記得西廂房的三伯脖子上掛著很大的牌子，被打得滿臉是血。只因他在院子一隅種了一些愛吃的香蔥。三伯名叫永青，解放前曾短暫擔任過成都偵緝隊隊長，他種香蔥的舉動使他成為這時院里的頭號資產階級敵人。他的兒子為表明劃清界限親自主持了批鬥會。而另外一些親友則高呼口號。那天，一個特別革命的親戚高呼「打倒永青，保護江青」時，由於尾部實在太押韻，喊成了「打倒江青，保衛永青」......家族的人們安靜下來，仔細聽，唯剩他一個人兀自在喊，覺得不對時，晚了。人們緩緩走過去......此時他已是頭號敵人，不一會兒，就被打得滿頭是包，活像菠蘿。
我記得，整個院子無人倖免，人們輪流成為頭號敵人，甚至領袖追悼會那天有個孩子看著大人痛哭的模樣很是有趣，笑了，也差點被當成頭號敵人，站在高板凳上跟已仙去的領袖承認了很久錯誤，才被放過。這個來自江西的家族，抗日戰爭沒有拆散它，竟在後來那場莫名其妙的戰爭中反目成仇。等我長大才知道，那時連元帥的女兒也公開聲明與父親劃清界限，一個郭姓文豪聽說兒子被迫害時，竟不出手搭救，眼睜睜看其天去......所謂大義滅親，是很惡毒的成語，四字剪滅三千年的親情尊嚴。
卻把其他當至親。我常聽到兩種好玩的說法：一、政府是爹媽，即使做錯什麼也是為了我們好；二、別總怪政府，對成績不好的孩子，要是取得一點兒進步也該表揚。你看，一會兒把政府當爹媽，一會兒把政府當成孩子，可就是不把政府當成政府。還有一些人為官員加夜班吃了碗速食麵就感動，為城管這次沒打小販而只是瞪著而感動，為官車某次沒橫衝直闖而感動。這個國家有個物種就叫「感動」。我覺得這不合邏輯也很沒尊嚴。納稅人與政府就像消費者與自動售貨機，有天然契約關係。難道要為了塞五元錢就吐出一罐飲料而感動？
和大部分人一樣，我是一個愛國者，只有生活意見沒有政治追求，可是我這樣的表達方式常讓人不舒服。這裡講個故事：1971年2月22日，美國最高法院的議事廳展開一場辯論，有個叫科恩的調皮青年因為反對徵兵，穿著印有「Fuck the Draft」字樣的夾克衫在洛杉磯法院的走廊里晃蕩，從而被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