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出席大陪審團聽證會那天，正好是我的長子小學畢業升中學的日子。維麗要我請一天假和她一起去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我告訴她我去不了，理由是我得參加一個有關預備役軍人入伍的特別會議。她仍然對我的困境一無所知，我對她還是嚴密封鎖消息——反正她知道了也無濟於事，反而擔驚受怕，何苦來？如果事情進展順利，她永遠也不會知道曾經發生了什麼事，這正是我的最大心愿。我一向都認為配偶在幫不上忙的情況下，沒有必要讓她分擔憂愁。維麗為兒子的畢業感到自豪。幾年前我們發現他連基本的閱讀都不行卻依然年年升級，維麗非常氣憤，開始親自教他讀書。她教得很好，慢慢他能夠拿到高分了。我對學校這種不管成績好壞一律升級的做法也感到氣憤，這是我對紐約市感到失望和怨恨的另一個原因。我們居住在低收入區，居民全是工人階級和黑人。學校根本不關心孩子是否能真正學到知識，完全是為了早日擺脫他們而讓他們升級，只要他們不闖禍，不惹麻煩，把他們順順噹噹地從學校打發走就萬事大吉了。
維麗盼望著早日搬進新房子，它位於長島社區，這個區的學校有口皆碑：教師們儘力要把學生培養成能考上大學的合格人才。另外，雖然她嘴上沒有說，其實我知道她心中更慶幸的是那裡幾乎沒有黑人，孩子們會在像她當年的天主教會學校那樣安分守己的環境中成長。我不反對她的想法，也不想告訴她，她所設法逃避的種種問題的總根源在於整個病態的社會，不是到了長島學校那有樹有草坪的環境就能逃避得了的。
除此之外，我還有其他的憂慮，那就是我也許會去坐牢，這可就要取決於我今天在大陪審團面前的表現了。
那天早上起床時我就心情欠佳。維麗親自送孩子們到學校去並準備留在那裡參加畢業典禮。我告訴她，我可能工作到很晚才回來。他們比我先離開家。我自己煮了咖啡，一邊喝一邊仔細考慮應該在陪審團面前所做的一切。
我必須否認任何指控，科里已經向我保證他們絕對追查不到我所收的賄款。只有一件事使我猶豫，我必須填一張有關個人財產的問卷，其中有一道問題是問我有沒有私人住宅，在回答這個問題上我必須冒險，因為我在長島的住所已交了首期付款，是一筆定金，可是這所房子的餘款尚未還清，按理說這種情況下我可以說沒有私人住宅，於是我填上的答案是「沒有」，也不提已交定金的事。令我久久舉棋不定的原因是擔心聯邦調查局的人是否已發現了我買房子這件事，我猜測他們可能已經掌握了這一情況。
我邊喝咖啡邊設想，假如陪審團問我是否已付定金購買了一棟房子，我的答案只能是肯定的。接下去他們會問我為什麼不在問卷里填寫清楚，我必須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釋。還有，假如萬一弗蘭克垮下來，並認了罪，招供有關我們是合伙人和交易的情況等等，我該說些什麼？我已下定決心對此事要講假話，這樣弗蘭克的供詞就對我不利。他總是一個人單獨處理這種交易，沒有人能夠為他作證。我忽然記起很久以前的一天，弗蘭克不在辦公室里，他的顧客企圖收買我，讓我轉交一個信封給他，我拒絕了。在這件事上我真走運，因為那個顧客就是向聯邦調查局寫匿名信控告弗蘭克，導致這場全面調查的人當中的一個。那次對我來說拒絕接受賄賂純屬偶然，是因為我從心裡討厭那個一副蝟瑣相的傢伙。這樣，他出庭作證時應該指出我是拒絕收賄款的，這一點對我有利。
弗蘭克真的會認罪和把我拋給大陪審團嗎？我認為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他唯一可以自救的辦法就是出來作證指控他的頂頭上司，例如少校或者上校等人，問題是他們根本不牽涉在內。另外，我覺得弗蘭克這個人一向夠義氣，他決不會因為自已被抓而出賣我。還有，他的處境危險，如果他認罪，就會失去在政府部門中的工作、養老金以及他在預備役的軍銜和養老金，他只有硬著頭皮頂到底，拒不認罪才行。
最令我憂心忡忡的就是保爾·漢姆希了。我是盡了全力來幫這個小夥子的，他父親曾許諾會使我的餘生都過上無憂無慮的日子。在幫助保爾渡過難關之後，漢姆希就斷絕了和我的聯繫，甚至連一雙長統襪也沒送過。我曾期待過他會再送一大堆禮品，或者送幾千美元，但除了剛開始使維麗大驚小怪的那幾箱衣服外，就再也沒有下文。我也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去索取任何東西，那幾箱衣服畢竟也值幾千塊錢嘛。他們雖說沒能「使我的餘生過上無憂無慮的好日子」，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對於被騙從來都採取無所謂的姿態。
聯邦調查局開始調查後不久，有傳說提到保爾·漢姆希逃過徵兵關，他在接到入伍通知書後仍然參加了預備役部隊。我知道兵役委員會發出取消他入伍通知的信已從我們單位的檔案室里被抽調到更高的司令部去了，也估計聯邦調查局的人已經和兵役委員會的職員交談過，他也已把我編的故事告訴了他們。這個理由還是講得通的，並不牽涉到違法行為，只不過是行政上的天天都會發生的小把戲而已。但是有傳說保爾·漢姆希在聯邦調查局的追問下屈服了，向他們坦白了我曾收受過他朋友們的賄款。
我離家後開車經過我兒子的學校，學校里有個巨大的水泥地籃球場，四周用高高的金屬網圍起來。我開車經過時，遠遠看見畢業典禮正在露天的大球場里進行，於是把車泊好，站在籬笆外面，緊挨著金屬網往裡望。
只見一大群13—14歲的男女孩子排著整齊的隊伍，一個個穿戴整潔，頭髮梳理得漂漂亮亮，臉也洗得乾乾淨淨，正帶著興奮和稚氣的自豪參加畢業典禮，準備步入人生的成熟旅程。
已經為孩子們的父母搭好了看台，還為顯要人物搭起了一個很大的木製講壇，上面坐著校長和該區的一名政客，以及一位頭髮灰白的戴著藍色外國帽子、身穿20年代軍服的退伍老兵。一面美國國旗在講壇上飄揚。我聽見校長說由於時間不夠，不能一一頒發畢業證書了，只能在宣讀到某一個班的時候，該班的全體同學轉過身來，面對看台上的來賓。
我就這樣觀察了他們幾分鐘。每當宣讀一個班級之後，一排男女孩子就轉過身來面對看台上的父母親和其他親人，接受他們的鼓掌。孩子們的臉上充滿了自豪、幸福和期待的神情，他們是今天的主角，受到貴賓們的讚揚和長輩們的歡呼，只是他們當中的一些可憐蟲至今還不識字，沒有一個人準備好面對世界，也沒有誰能預見到未來的煩惱。我慶幸看不見兒子的臉，接著就趕快回到車上，駛往紐約去見大陪審團。
我在聯邦法院大樓附近的停車場寄存了車，走進地上鋪著大理石的大廳，然後乘電梯上到大陪審團所在的廳。步出電梯後，我吃驚地發現長凳上擠滿了在我們單位應徵入伍的年輕人，起碼有100人。他們有的人朝我點頭，還有少數人和我握手，開些有關這件事的玩笑。我看見弗蘭克·埃爾克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一扇巨大的窗口附近，於是走過去和他握手，他顯得很鎮靜，不過臉綳得緊緊的。
「這一切夠讓人心煩的，對嗎？」我們握手時他這麼說。
「可不是！」我說。大廳里除了弗蘭克沒有誰穿軍服，他還戴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獲得的所有的戰鬥勳章和上士臂章以及長期服役的標誌，看上去就像個幹勁十足的職業士兵。我知道他想搏一搏，希望陪審團會拒絕給一名愛國的重新入伍保衛國家的老戰士定罪。我希望他這一招能夠靈驗。
「上帝啊，」弗蘭克說，「他們從李要塞空運了大約200人來這裡，全是些廢物！這次就是因為有些不爭氣的人吞不下被重新徵召入伍這口怨氣。」
聯邦調查局的做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時也令我無比驚詫：看起來我們只不過幹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只不過是弄些小玩意來賺些零花錢而已，嚴格說來還算不上欺騙，充其量也僅僅是一個互助互利的、對誰也不會造成傷害的、兼顧雙方利益的行為而已。當然，我們是違反了一些法律，但我們並沒有真正干過什麼壞事，而政府卻要花數以千計的美元來企圖把我們投入監獄！這似乎不公平——我們既沒有殺害什麼人，也沒有搶劫銀行，既沒有貪污公款，也沒有偽造支票，更沒有犯下窩贓、強姦、給俄國人當間諜等滔天大罪，他們幹什麼要如此興師動眾？由於某種原因，我突然情緒高漲，忍不住笑出聲來。
「你還在笑什麼？」弗蘭克驚奇地問，「事情可嚴重呢！」
我們周圍都是人，有些近在咫尺。我眉開眼笑地對他說：「我們究竟擔心些什麼？我們是清白無辜的，我們都知道這些指控全是些無稽之談！操他娘的！」
他聽後也哈哈大笑，接過我的話頭說：「說得對！操他娘的！只是不管怎麼說，我都恨不得宰他幾個兔崽子才解恨！」
「別開這樣的玩笑，我知道你是個有口無心的炮筒子。」我給他使了個眼色——這個廳也許安裝了竊聽器。
「說得不錯，」弗蘭克不情願地說，「你以為這些人會因為給祖國服兵役而感到自豪嗎？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