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菲爾賓
也許我給喬在人世上的最後幾天裡帶來了些歡樂，可我的新生命卻是他賦予的——
那是發生在1957年的事情。當時我雖已年滿23歲，仍然渾渾噩噩，不諳世事。從傘兵部隊複員後，逐漸地迷戀上了杯中物，於是終日混跡於酒吧，並且經常惹是生非，喝醉了酒便與人大打出手，大清早就與警察吵鬧。我沒有固定的職業，對前途看不見一線希望。
那時我母親正替紐約的一位名叫喬·湯普遜的律師幹活。律師平時十分關心我們的家庭，因此，母親便把我惹的麻煩一五一十都對他說了。當喬·湯普遜打電話約我出去吃中飯時，我感到很吃驚。我知道這位律師是個大忙人，也知道他有時會變得令人討厭，用母親的話來說他有時候像個「狗娘養的」。
我們在商業區的一家餐館見了面。那家餐館裡鋪著雪白的桌布，還有精緻的瓷器。那天出門時我隨手抓了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所以坐在餐桌前覺得十分不舒服，而我平時喝酒總是穿制服的。
湯普遜比我想像中的更加威嚴，且令人生畏。他高高的個子，一頭銀髮，穿著一套細條紋西裝，裡邊是一件背心，還掛著一塊懷錶。然而，使我至今難以忘懷的是他那雙冷冰冰的藍眼睛。他目光犀利，彷彿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內心活動。
點完菜後，他就說了起來。他的舉止有些浮誇，甚至可以說是造作。然而，他習慣於想達到什麼目的就一定不會落空這一點是一目了然的。他窮追不捨地質問我：「你打算如何安排自己的一生？」
我無言以對，以前沒人跟我談過這事。
後來，他見我回答不上，便沒有繼續追問下去。他只是斷然地說，為了我父母，為了我自己，我必須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一聽他的話，就氣不打一處來，這傢伙把他自己看成是他媽的什麼人啦？可是，接下來他的語氣變得柔和了許多。他主動提出替我在保險公司里謀個差事，還說假如我想讀大學的話，他也可以幫忙。
我心裡覺得很可笑。於是在我們見面以來，我第一次開口說話：「請等等！我的中學成績很差，我覺得我進不了大學。」
他並沒有理睬我的話，對我說假如我想上曼哈頓學院——我父親的母校，他可以幫助我。這時，他臉上又露出了最初見面時的那種神色：一雙藍藍的眼睛，目光銳利地盯視著我，具有一種威懾的力量。很明顯，我別無選擇。我同意了，或者準確些說是讓步了。
一個星期後，在炎熱的8月份的一天里，我們驅車往北朝學校駛去。來到高速公路上時，湯普遜突然把車停在路旁，「讓我們來祈禱一下吧！祈禱上帝讓我們獲得成功。」他說。
他真的要下車祈禱嗎？我感到非常震驚，但也照他的樣子跪在高速公路旁。身後幾英尺處高速公路上的汽車呼嘯著來來往往，我感到一種屈辱和羞恥，但我知道這時表示反對是沒用的，於是，我也閉上眼睛，但偶爾斜眼偷看他一眼。只見這位身著細條紋西裝的堂堂律師雙目緊閉，雙手合攏，嘴唇微微翕動祈禱著。
到了學院後，我們見到了教友格雷戈里——文科系的系主任。「我不是天主教徒，教友，」湯普遜告訴他，「但是這個年輕人要失去靈魂了，他是個酒鬼，還是個鬥毆者，而且生活中沒有目標。」
我在一旁聽了他的話真恨不得地板上有一條縫能鑽了進去。湯普遜接著又談起傳統習慣，談起了我的家庭。他彷彿是站在陪審團跟著，為我的案件辯護。
格雷戈里耐心地聽完湯普遜的話，但他告訴我們新生的班級已全部滿額。不過他保證只要有空缺便考慮讓我進去。
到了9月份，正當學校就要開學的時候，我接到學院打來的電話。「我們有一個空位子，」格雷戈里說，「你想來試試嗎？」
「當然想！」我回答說。
然而，我心裡並沒有數。我不知道該幹什麼：也許該念大學；也許該找一份工作；也許仍舊無所事事。最後，我只好拋硬幣做出決定。
第二天，我三心二意地去上了第一課——世界文學。這時，奇蹟出現了。給我們上課的教授，一位個子矮小但卻精力充沛的人，熱情洋溢、滔滔不絕地談起了一位名叫亞里斯多德的人的思想。而我也不由自主地被迷住了。我無法相信世上竟有像亞里斯多德這樣了不起的人。我的腦海里彷彿有一道閃電划過，有如氫彈爆炸出現的閃光，於是我對自己、對世界的看法突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覺得自己不再是酒鬼，不再僅僅是個退伍兵，且有一種如魚得水的感覺。因此，就在這一瞬間，我意識到自己可以做個大學生。
接下來，我和全班同學一道沉浸在知識的海洋中，有世界歷史、文學、語言和哲學。我不想誇大其詞，但當時我確實覺得正走在一條神聖的道路上。
這並不意味著我就此成了聖徒。我仍然經常徘徊於校園中，與人大聲爭吵有關政治或者宗教方面的問題，以及任何問題。我至今對那一張張爭的面紅耳赤的面孔，對我們使用的不加修飾的賭咒語以及歡暢的笑聲記憶猶新。
我認為那些日子過得非常有意義，因為我沒有干過錯事，至少這時我與人爭吵時使用的武器是智慧而不再是拳頭。
如果有人在我拋硬幣時告訴我，我會成為校園裡的人物的話，我會當面嘲笑他的。然而，在二年級時，我被推選為英語專業協會的頭兒，校刊的記者，還當了戲劇俱樂部的主席。這樣，到1960年時，我順利地獲得了學士學位。我的家人為我感到非常驕傲和自豪。於是，我心中藏著一個夢想離開了學校，我要當一名作家。
後來，我不時從母親那裡聽到湯普遜的消息。母親經常講起他事業順利、春風得意的故事。他的有些經歷簡直如同傳奇故事一般。比如他如何在法庭上揭穿證人編造的一套套謊言，或者如何不留情面，惹惱了某位大人物。然而，儘管他不講情面甚至鐵石心腸，但他在對待像我這樣的處於不利地位的人時，卻隱含著脈脈溫情。也許這是他懲惡揚善，為改造不幸的人們的命運而做出的努力吧。事實上，他是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因為他常常在法庭上揮淚，所以他的律師同事都稱他為「口袋裡裝著洋蔥的人」。
然而，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他為我做的事對我一生的影響。但是，有一件事我認為是對他的稱讚。有一次，我自己也找到教友格雷戈里，為一位在另一學校惹下麻煩的好朋友求情，請他收下他，給他重新做人的機會。格雷戈里想起幾年前湯普遜領著我去找他的情景，被我的這種變化弄的忍俊不禁。於是他同意讓這位小兄弟註冊入學。後來這位小兄弟在偉大思想的熏陶下也從曼哈頓學院畢了業。我認為這全是湯普遜的功勞，是他開始了挽救失足青年的工作，而且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如今。
幾年前，我聽說70多歲的喬·湯普遜因患關節炎腿已瘸了，而且還患有動脈瘤，生命之光已非常微弱。更糟的是他已不能再干律師了，因此情緒非常低落。這時我才終於想起我還從來沒有感謝過他。正是他當初逼著我「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為我安排了出路，我才有了今天。於是我找出一本自己最早出版的書，在扉頁上寫道：
親愛的喬：
這是我寫的第一本書。我覺得您會想知道當年的浪子如今生活得怎樣。現在我是一個專業作家，已經出版了6本書，且婚姻美滿，並有了3個可愛的孩子。
然而我得說，喬，這一切都是您1957年所給予我的愛和信任才有的。我將永遠感激您。
愛您的
湯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喬送來的條子，從上邊的字跡來看，他寫字顯然已十分困難。
親愛的湯姆：
你使一個老人幸福地流下了眼淚。
上帝保佑你！
喬
兩個星期後，喬·湯普遜去世了。在葬禮上，他的遺孀多蘿西告訴我，我在書上寫的贈言使老人擺脫了鬱悶，並使他感到由衷地欣慰。
在回家的路上，我才第一次意識到：也許我給喬在人世上的最後幾天裡帶來了些歡樂，可我的新生命卻是他賦予的！
意林札記
是愛和信任讓一個失去靈魂的年輕人獲得了新的生命。在世事沉浮中，我們雖然無法阻止心靈之繭的厚積，但更無法否認愛和信任的魅力，它一直吸引著我們回歸最初真實血肉的溫潤與鮮活。我們把愛和信任看成是最神聖的塔，塔頂的燈一生不熄；把愛和信任看成是最清純的河，河中的水源遠流長；把愛和信任看成是最明凈的天，天空的雲一塵不染。（張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