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名投誠者的處理或操作，根據投誠者的情緒狀態或承擔審問機構所使用的方法，會因案子的不同而大相徑庭。惟一共同的因素是，這是一項敏感而又複雜的任務。
首先，投誠者要被安置在一座房子里，其環境不能顯得恐怖嚇人，又不能致使他逃走，這常常也是為了他好。在奧洛夫之前兩年，美國人在對待另一名闖入者維塔里·烏爾琴科時犯了一個錯誤。為創造一種正常的氣氛，他們帶他去華盛頓郊區喬治城的一家餐館吃飯。那人臨時改變主意，從男廁所窗戶爬出去，走回蘇聯大使館投降了。這對他沒好處；他被送回莫斯科，受到嚴刑審訊並被槍決了。
除了投誠者有可能的自殺或自殘企圖外，還必須保護他免受可能的復仇。蘇聯，尤其是克格勃，對於他們認為是叛徒的人絕對不會心慈手軟，如有可能就會對他們窮追不捨和予以消滅。投誠者級別越高，叛逆就越糟糕，而一名克格勃高級官員的叛變是最糟糕的事情。因為克格勃是精英中的精英，在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一個國度里享受著一切特權和奢侈。放棄這種生活方式，拋棄敬愛的蘇聯所提供的一切，就表明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了。顯然，「農場」能提供的正是這種安全。
複雜因素中主要是投誠者本人的精神狀態。經第一次一時衝動跑向西方後，許多人產生了應該重新考慮的癥狀。干下了無法無天事情的想法湧上心頭，明白了將永遠不能見到妻子、家庭、朋友和祖國。這會導致極度的痛苦，如同讓吸毒者戒毒那樣。
為消除這種想法，審間往往以輕鬆的形式開始，回顧投誠者的過去生活，從出生和童年時代起的全部履歷。對早年經歷的敘述——描述父母親、學生時代的朋友、冬天在公園湖上溜冰、夏天在鄉間田野散步，而不是產生更多的懷舊和痛苦，這樣更能起到平靜的效果。所有這一切、每一個細節和手勢全都記錄下來了。
審問員總是感興趣的一件事是動機。你為什麼決定過來？（「投誠」這個詞是決不會使用的。它含有不忠的意思，而不是改變觀點而作出合理的決定）。
有時候投誠者會對自己的理由說謊。他可能會說他對為之服務的政權的腐敗、玩世不恭和任人唯親而產生了徹底的幻想破滅，因而離開了。對許多投誠者來說，這是真正的原因；實際上這也是大多數投誠者共同的原因。但並不總是真實的。也有可能投誠者曾伸手去錢箱里撈錢而且他知道即將受到克格勃的嚴厲懲處。或者也有可能他即將被召回莫斯科面對因婚外戀所遭受的紀律處分。或許因為降級或對某一上司的忿恨，都有可能是真正的原因。受理的諜報機關也許清楚地知道那人投誠的真正原因。投誠者解釋的理由會得到仔細的和富有同情心的聽取，即使知道所說的是假話，還會被記錄下來。那人也許因虛榮心而對他的動機說謊，但不會對真正的秘密情報說謊。或許他會……
其他人會因為自負而說假話，尋求為自己的早期生活塗脂抹粉，以加深主人的印象。每一件事都會得到核實，主人們遲早會知道真正的原因和真正的狀況。在開始階段，每一件事、每一句話都會得到同情的傾聽。真正的交叉核對將會在以後開始，不過是在法庭上。
當最後談及秘密情報時，圈套已經設置好了。要問的問題有許多許多，而這些問題的答案已為審問員們所知曉。而且如果他們不知道答案，那些對著錄音磁帶通宵工作的分析員們經過核對和交叉檢驗很快就能知道。畢竟已經有了許多投誠者，而且西方的情報機關存有大量關於克格勃、軍情局、蘇聯陸軍、海軍和空軍，甚至還有克里姆林宮的資料。
如果投誠者被發現對於根據他的職務他應該知道的事情真相開始說謊時，他將立即遭到懷疑。他也許是因為虛張聲勢而說謊，為的是留下印象；或是因為從沒涉及那件事情但想聲稱他知道；或是因為他忘記了；或是……
在長時間的和艱難的審問期間要對投誠的機關說謊並非一件易事。審問能延續數月，甚至數年，取決於似乎難以核實的投誠者交代的事情數量。
如果一名新的投誠者所說的某件事與已知事實不符，那麼有可能是已知事實本身是錯誤的。因此，分析員們重新核查他們的情報來源。有可能他們一直搞錯了，而那個新投誠者是對的。在進行核查時該議題將被擱置起來，待以後再作論及。
投誠者往往不會明白他所提供的某些片斷情報的意義，對此他沒有給以特別的重視。但對於他的主人來說，這一小段情報也許是使他們長時間來迷惑不解的一個拼字謎面中那個所缺少的一部分。
在那些已知答案的提問之中，夾雜著真正答案確實有價值的問題。這是寶貴的礦藏。這位新來的投誠者能講出我們還不知道的任何情報嗎？如是，那麼其重要性如何？
在比奧特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奧洛夫這個案子里，中情局在4個星期內得出結論，認為他們幸運地勘探到了一座純金礦藏的主脈。那人的「產品」簡直難以置信。
其中一件事是他從一開始就顯得十分冷靜。他向喬·羅思講述了他的一生，從大戰剛結束他出生於明斯克附近一座簡陋的棚屋裡說起，至6個月前他在莫斯科作出決定的那天，因為他再也不能容忍他已經厭惡的一個社會和政權。他從沒否認對他的祖國蘇聯仍留有一份深愛，並對於被他永遠留在了身後的這一事實顯露出正常的感情。
他的妻子嘉伊婭是莫斯科一名成功的劇團導演，但他宣稱他與嘉伊婭的婚姻已經名存實亡有3年了，他還憤怒地承認了她與一些年輕演員的幾次風流韻事。
他分別通過了就他的背景、生涯、私生活和改變政治信仰的三次測謊儀測試。他開始吐露第一類情報。
其中一件事是，他的生涯變動很多。從他在第三總局，即武裝力量總局的4年里，他作為軍情局庫琴科少校在蘇軍總司令部計畫參謀部工作，期間他認識了許多高級軍官，了解了陸軍和空軍各作戰師的駐防，以及海軍艦艇在服役和在船塢建造的情況。
他提供了令人驚奇的紅軍在阿富汗遭受失敗的內部消息，道出了蘇軍在那裡的士氣低落，以及莫斯科對阿富汗傀儡獨裁者巴布拉克·卡邁爾越來越失望的局面。
在到第三總局之前，奧洛夫曾在非法行動局工作，這是第一總局裡面的一個部門，負責在全球操縱「非法」特工。「非法」特工是所有特工中最隱蔽的、專門刺探自己的國家（如他們是該國人士）情報，或喬裝打扮生活在外國。這些特工沒有外交官身份掩護，對他們來說，暴露和被捉不僅僅是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並被驅逐出境，而是更為痛苦的逮捕、嚴刑審訊，有時還會被處決。
雖然那已經是4年前的事情，但他似乎具有百科全書般的驚人的記憶力，他開始說出他曾經幫助建立和運作的情報網，主要在中南美洲，那是他以前活動過的地方。
當一名投誠者吐露的情報引起了爭議時，東道主情報機關的官員往往會出現兩個陣營：一個陣營信任和支持這個新的投誠者，而另一個陣營則懷疑和反對他。在中情局的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是高里津和諾申科的案子。
1960年，阿納托利·高里津投誠過來並告訴中情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上哪裡出亂子哪裡就由克格勃在背後搞鬼。高里津認為克格勃沒有不幹或不準備乾的壞事。對於由反間諜頭子詹姆斯·安格爾頓領導下的中情局內部的強硬派來說，這些話特別悅耳動聽，因為安格爾頓多年來一直在向他的上司提醒這類話。
1963年11月，肯尼迪總統遭暗殺，殺手顯然是一個叫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的左翼人士。那人娶了一個俄羅斯的妻子，曾向蘇聯投誠，並在那裡生活了一年多。1964年1月，尤里·諾申科向美國投誠，聲稱他在俄羅斯時曾是奧斯瓦爾德案子的管理員，並說克格勃發現奧斯瓦爾德是一個討厭的人物，已經切斷了與他的一切聯繫，且與肯尼迪被刺事件毫無關係。
由安格爾頓支持的高里津，立即譴責了他的俄羅斯同胞。諾申科受到了極為嚴厲的審訊，但他仍沒有改口。這一爭議把中情局分成了兩個陣營，並持續了整整20年。根據誰對誰錯這個問題的結果，一些人的政治生涯光明起來了而另一些人的政治生涯則暗淡了，因為以成敗論英雄是公理。在比奧特爾·奧洛夫的案子里，局裡沒出現敵對的派別，光榮落到了特別項目辦公室主任——把他帶進來的凱文·貝利身上。
在喬·羅思與奧洛夫上校在美國弗吉尼亞州一起分享生活的第二天，山姆·麥克裡邊悄悄地進入位於布魯姆斯伯里中心的大英博物館的門廊，朝著在圓拱屋頂下面的那個巨大的圓形閱覽室走去。
與他在一起的有兩個年輕人：丹尼斯·同特和另一個叫巴頓的人。後援小組的人誰也看不見基普賽克的臉——他們沒有必要看見，而且這樣也許有危險。他們的工作只是在入口處附近閒遊，一邊瀏覽擺放在外面的報紙並確保他們的科長不會受到他人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