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的右邊的遠處，在被稱為福克斯考弗特的那片林地上空，似乎籠罩著一層薄霧，預示著第二天是溫暖晴朗的好天氣。
平地上有一個小山包，是這一地區的一個制高點，被歷代的軍人們稱之為蛙山。此刻，一組軍官來到了這個小山包上，他們是來觀看一場即將舉行的由兩個實力相當的營互間對抗的模擬軍事演習。參加演習的兩隊軍人都是英國人，因外交緣故不是分為「英軍」和「敵軍」，而是藍軍和綠軍。根據小山丘上的軍官構成情況，甚至連一方被稱為「紅軍」的通常做法也改變了。
索爾茲伯里平原北部的這塊開闊地為英國軍隊所鍾愛，認為它很像中德平原，是一塊完美的軍事演習場地，曾被假設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役也許要打響的地方。現在，這塊開闊地上的各個要點處已經布置了演習裁判；他們將給演習的雙方打分和講評，最終據此而得出戰役的結果。那天不會有戰士陣亡；只是裝作死去。
在那組軍官的後面，是把他們載運過來的車輛：幾輛公務轎車和更多的漆成偽裝條紋或暗綠色的不太舒服的越野車。炊事班已支起了野戰廚房，準備為這一天按命令連續不斷地供應一杯杯冒著熱氣的咖啡和茶水，並開始準備點心和快餐。
軍官們或走來走去或站立著，其模樣和舉手投足與世界上任何地方觀摩演習的軍官沒有不同。有的在審視已用塑料薄膜保護起來的地圖；有的在用高倍野戰望遠鏡觀察遠處的地形；還有的在嚴肅地互相交談。
這群軍官的中心人物是那位擔任南方軍區司令員的英軍高級將領。站在他旁邊的是他的客人，是訪問代表團中的高級將領。在他們之間稍稍往後一點站著一位剛從外語學院畢業的年輕聰明的副官，為他們擔任語言交流的翻譯任務。
英國軍官的人數要多一些，有30幾名。他們都顯得很莊重，似乎明白這是一個既非同一般又很重要的場合。他們還顯得有些小心謹慎，似乎無法改掉多年的積習。因為這畢竟是合作的第一年，而且雖然蘇聯軍官們應邀去觀察過英國在德國的操演，但這是蘇聯軍人第一次作為英國的客人來到英格蘭，積習難改嘛。
那些蘇聯人也與英國人一樣莊重，或許更為莊重。他們共有17個人，全都是仔細選拔出來的。有幾個人能講還算通得過的英語，他們自己也承認了：有5個人能講完美的英語，但假裝不懂。
然而，能講英語並不是首選的條件。專長才是首先要考慮的。每一位蘇聯軍官都是其自己專業範圍的專家，並熟知英軍裝備、戰術和組織結構。他們在出國前接到的指示是，不單單要聽講，而且要認真研究，一點不漏，回去時要確切地彙報英軍的戰鬥力有多強、他們使用的是什麼裝備、他們是如何使用的以及他們的弱點在什麼地方。
這些蘇聯軍官是頭天晚上抵達的，此前已在倫敦過了一天，基本上是在他們自己的大使館裡度過的。在蒂沃斯陸軍基地軍官餐廳里吃的第一頓晚飯氣氛很正式，甚至顯得過分拘謹，但沒出事。互相開玩笑和唱歌將在以後安排，也許在他們的第二個或第三個晚上。蘇聯人知道，在他們17個人中間至少肯定有5個人是在監視其餘人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互相監視的。
沒有人把這一情況告訴過英國軍官，而且英國人也不會點明在他們自己的30名軍官中也有4人實際上來自於反間諜部門，是監視者。至少英國的監視者只監視蘇聯人，而不是他們自己的同胞。
蘇聯軍官代表團有兩名將軍，其中一名來自於摩托化步兵，另一名來自於裝甲兵；一名總參謀部上校；來自軍事情報局的一名上校、一名少較和一名上尉；空降兵的一名上校，從他那敞領軍服襯衣領口露出了藍白條紋背心的一個小三角，那是特種部隊的標誌；步兵和裝甲兵的各一名上校和一名上尉。此外，還有作戰部的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兩名上尉；以及通信兵的一名上校和一名少校。
蘇聯軍事情報局簡稱軍情局（GRU），那三名「明擺著」的軍情局軍官都佩戴著適合他們身份的軍徽。只有他們知道，那位通信兵少校和作戰部的其中一位上尉也是屬於GRU的，但未經宣布。其餘俄羅斯軍人和英國人都不知道這一點。
英國方面認為沒有必要告訴俄羅斯人，即來自英國保安局的20名特工已被布置在蒂沃斯的軍官食堂里，並將留待蘇聯代表團赴倫敦和在第三天登上返回莫斯科的飛機為止。這些監視員們現正在整理草坪和花床，在餐桌旁端菜倒酒和搞清潔衛生工作。整個晚上，他們將輪班從一個很大的包圍圈內的各個有利的地點對這座食堂進行全面監視。因為在幾天前國防部的一次會議期間，總參謀長曾對南方軍區司令員提起過：「我們必須盯住他們的每一個人。」軍事演習按計畫準時於9點鐘開始，並將持續一整天。剛吃過中飯，傘兵團的第二營開始空降跳傘。傘二營的一名少校發現自己正站在那位蘇軍空降兵上校身邊。俄羅斯人正興緻勃勃地觀察著。
「我看到，」俄羅斯人評論說，「你們仍喜歡2英尺迫擊炮。」
「一種有用的兵器，」英國人表示同意，「效果好，而且依然可靠。」
「我同意，」那俄羅斯人用緩慢而帶有口音的英語說，「我在阿富汗使用過。」
「確實如此，我在福克蘭群島使用過，」二營的少校說。他心裡想，當然他沒有說出來，「其區別在於，我們速戰速決贏得了福島戰爭，而你們正陷入阿富汗戰爭的泥潭。」
俄羅斯人勉強擠出一絲嚴肅的微笑。英國人也報之以微笑。狗雜種，俄羅斯人心裡想道，他在想我們在阿富汗陷入了泥潭呢。
這兩個人都保持著微笑。但他們誰都不可能知道，兩年之後在莫斯科新的蘇共總書記將下令蘇軍從阿富汗全部撤走。但現在為時尚早。
那天晚上在蒂沃斯兵營里的晚餐比較活潑輕鬆。葡萄酒杯頻頻舉起；英軍官兵平時難得品嘗的伏特加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插科打諢和幽默玩笑打破了語言障礙。俄羅斯人從他們的摩托化步兵高級將領那裡得到了暗示，他似乎對由譯員轉達的英國將領的話語露出了笑臉，於是他們也放鬆了。來自作戰部的那位少校聽了一名英國坦克軍人講的一段笑話後差一點放聲大笑，然後他明白他應該是不懂英語的，必須先等譯文。
傘兵二營的那位少校發現自己坐在蘇聯軍事情報局的少校旁邊。他認為他應該練習一下他學過的幾句蹩腳的俄語。
「你會說英語嗎？」他用俄語問道。俄羅斯人高興了。
「會一點，」他回答。然後轉為結結巴巴的英語。「恐怕只會一點點。我在家裡對著書練習，但說不好。」
「比我的俄語好，我敢肯定，」傘兵軍官說，「哦，我叫保羅·辛克萊。」
「對不起。」俄羅斯人說。他轉過身來伸出了手，「我是巴維爾·庫琴科。」
晚餐吃得很開心，並以酒吧里的唱歌宣告結束，11點鐘時，兩隊軍官走回各自的寢室去了。有些人為第二天早上能睡懶覺而感到高興——勤務兵將按指示在上午7點鐘送早茶。
庫琴科少校實際上在早上5點鐘就起床了。他在他那間單身寢室掛著花邊帘子的窗戶邊坐了2個小時。他熄著燈坐在那審視著從軍官餐廳經大門通往蒂沃斯的那條道路。他發現，或者他認為發現在朦朦朧朧的凌晨夜色中有三個人在走動，也許是監視者。
他還發現，在6點整時，英國軍官阿巴思諾特上校出現在幾乎是他身下的餐廳正門口，並開始了顯然他每天都在堅持的晨跑。他有理由相信這是他的長期習慣——頭天早上他已見過這位年長的上校也是出去晨跑鍛煉的。
阿巴思諾特上校很容易被人辨認出來，因為他沒有左臂。多年前，在海灣的佐法爾山丘地區曾發生過一場幾乎被人們忘卻了的戰爭，當時英國特種部隊與阿曼新兵並肩戰鬥，以阻止反政府武裝企圖推翻阿曼蘇丹國並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他在與新兵一起巡邏時失去了左臂。富有同情心的軍方同意他留在部隊里，現在他是蒂沃斯軍官食堂的軍需官。每天早晨，他沿著那條路跑5英里然後返回。他那穿著帶有帽罩和藍色滾邊的白色運動服、左臂的空袖子管整齊地釘在左側衣服上的身影一看就知道是他。庫琴科少校已經是第二次若有所思地觀察著他。
第二天的軍事演習順利地結束了，最後兩國的所有軍官一致認為演習裁判員的評分是公正合理的。他們把技術優勝獎頒給了綠軍，因為綠軍最後把藍軍從蛙山上的陣地逐了出去，並打退了對福克斯考弗特的反攻。第三頓晚餐氣氛熱烈，賓主頻頻舉杯祝酒，後來由蘇軍作戰部那位年輕的上尉演唱的一曲《卡林卡》獲得了全場掌聲。俄羅斯軍官團定於第二天上午早飯後9點鐘在大廳里集合，然後坐大客車赴倫敦希斯羅機場。大客車將從倫敦開過來，車上有兩名使館工作人員，為的是送他們到機場和辦理登機手續。在演唱（卡林卡）期間，沒人注意到阿巴思諾特那個沒上鎖的房間進去了一個人。那人在1分鐘後又像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