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
即使已經看見並認出了信號，但這位俄羅斯上校還是緩慢而又仔細地從陰影中跨出來。與他的英國管理員的所有會面都是危險的，應儘可能避免。但這次會面是他自己提出來的。他有事情要說，有要求要提出來，而這些情況不能以書面信息形式放進一隻死信箱里。在黎明前一陣春風的吹拂下，鐵路線那邊一座倉庫屋頂上一塊鬆動的鐵皮在拍動著，並發出了吱吱嘎嘎的響聲。他轉過身來，確認了那種噪音的來源，又去凝視機車轉盤附近那個黑暗的地方。
「山姆？」他輕柔地叫道。
山姆·麥克里迪也一直在觀察著。他在東柏林郊外那個廢棄的火車編組場的黑暗處已經待了一個小時。他已經見到了，或者說聽到了俄羅斯人的到達，但他仍等待著，以確保塵土上和礫石上沒有其他腳步在行走。無論搞了多少次行動，頭腦中的警惕性決不能鬆弛。
到了約定的時刻，在確信只有他們兩人沒有其他人相伴時，他已經用大拇指指甲劃亮了一根火柴，這樣火柴只能閃亮一次，然後就熄滅了。俄羅斯人已經看見了這個信號，於是從那座老舊的維修棚後面出現了。這兩個人都有理由疑神疑鬼，因為其中一人是一名叛徒，另一個人是一名間諜。
麥克里迪從黑暗處走出來，以讓俄羅斯人看見他，接著停頓了一下以確保對方也是孤身一人，然後走上前去。
「葉市根尼，好久不見了，我的朋友。」
在相隔五步距離時，他們互相間能看清了，由此確認對方不是替身，沒耍花招。面對面時總是有這種危險。那俄羅斯人也許已被識破，在審訊室里已經招供，同意配合克格勃和東德秘密警察設下陷阱捕捉一名英國高級情報官。或者那俄羅斯人的信息也許已被截取，現在的情況或許是他正在步入一個陷阱，然後是在審訊室里度過漫長黑暗的夜晚，最後是在腦袋上挨一顆子彈。俄羅斯母親決不會對她的叛逆性精英仁慈。
麥克里迪既沒去擁抱也沒去握手。有些叛徒需要那樣，需要人體接觸的安慰。但葉市根尼·潘克拉丁，駐防在東德的蘇聯紅軍上校，是一個冷漠的人，孤獨、高傲、自信。
潘克拉丁是在1980年被一位目光敏銳的英國使館隨員在莫斯科發現的。一次外交宴會，彬彬有禮的陳腐的會話，突然間那俄羅斯人對他自己的社會說出了尖酸的評語。英國外交官沒作任何表示，也沒說什麼話。但他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並作了彙報：一個可能的變節分子。兩個月後他作了一次試探性的接觸。潘克拉丁上校沒有許諾，但也沒有回絕。那意味著是積極的。然後他被部隊派往波茨坦，作為駐德國的蘇聯集團軍的一員。由33萬名軍人組成的22個蘇軍作戰師使東德變得十分可怕，使傀儡昂納克爬上了權力的寶座，使西柏林人處於恐怖之中，也使北約時刻保持著警惕以防突然越過中德平原的侵略者。
麥克里迪已經接手了，那是屬於他的領域。1981年，他自己去進行了接觸，潘克拉丁被招募過來了。沒有大驚小怪，沒有傾訴內心感情……只是直截了當地開口要錢。
人們背叛自己的祖國有許多不同的理由：心懷忿恨、思想意識分歧、沒被提拔重用、痛恨惟一的上司、為自己古怪的性行為感到害羞、擔心被招回國內受辱等等。對於俄羅斯人來說，通常因為看到他們周圍的貪污腐敗、謊言和任人唯親的現象而導致幻想破滅。但潘克拉丁是一個真正的僱傭兵，他只是為了金錢。有一天他會退出的，他這麼說過，但他想在富裕以後退出。他為了提高賭注而要求了這次黎明前的東柏林會晤。
潘克拉丁把手伸進他的風衣裡面，拿出一個厚厚的棕色大信封，遞給了麥克里迪。在看著麥克里迪把它塞進茄克衫里去的時候，他毫無感情色彩地描述了信封裡面的內容。姓名、地點、時間、各個師的戰備、行動命令、動態、崗位、武器等級等等。當然，關鍵是潘克拉丁必須要說明的SS-20，即由蘇制移動發射架發射的令人恐怖的中程導彈，每一顆均具有獨立制導的三重彈頭，目標是歐洲的城市。根據潘克拉丁的說法，這些導彈正被運往靠近邊境的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這樣形成的一個弧形，使射程能達到奧斯陸、都柏林和巴勒莫。在西方，廣大誠摯的、天真的人民群眾舉著社會主義的旗幟正在遊行，要求自己的政府消除軍備，以作為熱愛和平這個美好願望的一種姿態。
「這有一個價格……」俄羅斯人說。
「當然了，說吧。」
「20萬英鎊。」
「同意。」實際上領導沒有同意過，但麥克里迪知道他的政府能從其他渠道搞到這筆錢。
「還有。我明白我即將得到提升，升為少將。還要調動，調回莫斯科。」
「祝賀你。去擔任什麼職務呢，葉甫根尼？」
潘克拉丁停頓了一下。
「國防部聯合計畫參謀部副總參謀長。」
麥克里迪的印象加深了。如在伏龍芝大街19號（前蘇聯國防部辦公大樓）安插進一個人，莫斯科將成為一個無比重要的地方。
「而且當我退出時，我要一幢公寓樓，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房產證上寫我的名字。也許在聖巴巴拉，我聽說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是很美麗。」麥克里迪表示同意。「你不想在英國安居嗎？我們可以照顧你。」
「不，我喜歡陽光，加利福尼亞很好。還要100萬美元匯入我在那裡的賬戶。」
「一套公寓是可以安排的。」麥克里迪說，「至於100萬美元，那要看情報的價值了。」
「不是一套公寓，山姆，是一棟公寓樓。我要靠租金生活呢。」
「葉甫根尼，你現在索要的是500至800萬美元。我認為我們的人沒那麼多錢，買不起你的情報。」
俄羅斯人淡淡一笑，在他的軍人小鬍子之下，他的牙齒泛出一絲白光。
「當我到了莫斯科以後，我帶給你們的情報是你們所萬萬料想不到的。你們會去籌集這些錢的。」
「讓我們先等你提升起來，葉甫根尼。然後我們再商談在加利福尼亞的一棟公寓樓。」
5分鐘後他們分手了。俄羅斯人要回他在波茨坦的辦公室，英國人要通過大牆溜回西柏林的體育館。在柏林牆的查利檢查口，他將受到搜身檢查。那件包裹將通過另一個更安全但更緩慢的途徑轉到大牆的那邊去。只有當他在西柏林接到包裹後，他才會飛回倫敦。
1983年10月。
布魯諾·莫倫茨在那扇門上敲了敲，聽到一聲歡快的「進來」應答聲後，走了進去。他的上司一個人在辦公室里，坐在他那張重要的書桌後面的那把重要的皮轉椅里。他正在細緻地攪拌他的當天第一杯真正的咖啡，那是由殷勤的凱普爾小姐為他端來的；那是一位整潔的老處女，時刻準備著為他的每一項合法的要求提供服務。
與莫倫茨一樣，這位局長先生也是那一類年紀，能回憶起戰爭結束時以及此後的生活，當時德國人把菊苣根充做咖啡，只有美國佔領軍以及偶爾的英國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咖啡。這種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迪特·奧斯特局長喜歡在上午喝這種哥倫比亞咖啡。但這時，他沒有向莫倫茨提供咖啡。
這兩個人都快50歲了，但也僅此相似而已。奧斯特身材長得矮胖，頭髮修剪得相當優美，衣服合身，是整個科隆分局的局長。莫倫茨身材高大粗壯，一頭灰發。但他弓著背，走路蹣跚，穿著一件不太整潔的花呢西裝。而且，他是一名中低級的公務員，從來不曾指望能爬上局長的職位，也不曾奢望能擁有一間他自己的辦公室，再由一位凱普爾小姐為他端來開始工作之前的哥倫比亞咖啡。
那天上午，一位上司把一名低級職員召到辦公室來談話的場面，很可能發生在整個西德的許多辦公室里。但這兩個人的工作性質，則不大可能會反映在其他許多地方，那種會話內容也不大可能為其他地方所仿效。因為迪特·奧斯特是西德聯邦情報局（BND）科隆分局的負責人。
BND的總部實際上是在一個有圍牆的大院子里，位於小村莊布拉赫的外面，距慕尼黑南郊約6英里，處於巴伐利亞南部的伊薩爾河畔。這似乎是一個古怪的選址，因為自1949年以來，聯邦首都一直是波恩，在距離幾百英里之外的萊茵河畔。其實，這樣的選擇是因為歷史的原因。是美國人在戰後建立了一個西德的諜報機構，以對付蘇聯這個新的敵手的諜報行動。他們選擇戰時前德國間諜頭子萊因哈特·蓋倫為這個新機構的領導人，因此起初該機構被簡稱為蓋倫組織。美國人要求蓋倫在美佔區工作，即在巴伐利亞和南方。
當時的科隆市市長康拉德·阿登納，是一位沒什麼名氣的政治家。當盟國在1949年建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時，作為首任總理的阿登納，把他的故鄉、沿萊茵河距科隆15英里的波恩定為首都。幾乎每一個聯邦機構都被要求建在那裡，但蓋倫堅持不搬，於是這個有了新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