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有不少名言奇語，令人一見即難再忘。如謂《紅樓夢》80回後是「附骨之疽」，是「狗尾續貂」，如謂高鶚是「死有餘辜」，皆其著例。
在版本（指抄本、刊本的統稱）研究上，更有奇語之尤奇者，即云：
一個字看得有笆斗大，能省一個也是好的。
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
這話並非誇張，讀了她的書，自會相信真是如此。
她又博覽群書，過目不忘。凡涉紅樓版本之書無不搜求詳識。就中她對《庚辰本》這部抄本最為重視，「諸詳」文中，此本佔了最為多的篇幅。1978年12月她給一位朋友寫信表示《論庚辰本》一書對自己很重要，於是朋友就訂購了一本寄給她。1980年9月她在給朋友的信函中卻說：
夏天威斯康辛大學開紅樓夢研討會……XXX這次也出席，看來他的學說非常靠不住，「論庚辰本」我看不進去也罷，但是有在這裡到底放心些。（庄信正《「舊事凄涼不可聽」》）
這就可見她的精識真知，非庸流可以相提並論。
《庚辰本》之受人重視，是它「最全」——外形是八十回本，超過《甲戌本》殘存十六回者甚多，為《戚序本》一系抄本之外的僅存古本。對它的研究，便涉及到極為複雜的諸般問題。而由此遂即引發了她的「大拆改」、「大搬家」、「大添加」的紅學理論。
本書意在抉示這位間世而出的奇女異才的紅學特點，可以予人以啟發，而不是要進行極為繁細的專門性學術討論。那將糾纏萬言，未必能說明問題之一二，讀者也不會歡迎那種「文章」，故在這一方面概從簡略。
回首自有「紅學」以來,我是第一個確認「三真本」、創立「大匯校」思路、計畫的開路人，但那是1947年—1948年的事，當時是西語系學生，正作論文，只有課餘一點時間，匆匆草創，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發現重大問題，但畢竟條件太有限了，如何能與後來張女士的那樣諸般具備、精思力作之可比？這也就是我不擬與她過細商量的原因之一端。
張愛玲並不了解我的任何具體情況，有些話不與我相干，我毫無「計較」之意。所憾者，我行年87歲了，目壞接近失明，在版本研究上，只有1985年的《石頭記鑒真》，至今又已20年，也成了「歷史性」的書，再想有所作為，力不從心了。這本小書寄意遣懷，向同道者尋求「對話」、「共識」、互諒互解，而無意把重點放在分歧爭議上。我想，仁人志士，當鑒此情。
詩曰：
悼念才人才最難，萬言能有幾言安？
張長李短皆無謂，同為芹溪護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