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壇人士早已指出，以名作家享譽世界而兼作紅學研究的，以張愛玲為第一例，而且作的不同凡響，超邁等倫。
這是事實，並非誇張抬捧之俗態。
但，紅學流派甚多，風格各異，她屬於什麼「派」？價值何在？為什麼她有過人的見解和成就？這都應該深入考論一下，方能使流輩獲切磋之功，後賢知引路之惠。
很清楚：她是個「胡適考證派」。
她不是書獃子，弄書本，作校勘，別的不會；不是的。她通西文，工翻譯，創作小說劇本，曾獲最高評價，列榜第一。她讀的古今中外的小說，不知其數，爛熟於胸中——這樣，才真算有資格作個被人嘲貶的「考證派」。
她的紅學學識，集中在作者、版本兩大方面，就表明了這即是「胡適先生紅學」一線的繼承者。
她學貫中西，所以不僅僅是通古文，富有「乾、嘉樸學」的流風遺韻……。
這就值得世上自命為「紅學家」的許多人聞聲失色。
「胡適考證派」的罵名最「盛」了，人皆畏而避之，敬鬼神而遠之。「紅學革命」的呼聲也不滿於以研究作者、版本為深切理解作品的重要前提的這個「考證派」，曾被認為是「山窮水盡」、「眼前無路想回頭」，呼喊「紅學革命」。這「命」怎麼「革」法呢？據說是要「回到文學創作上去」。
這個「革命口號」和「宗旨」，充分表達了「革命」者對《紅樓夢》所以產生「紅學」的內在原因是不知重視的，對中華文學傳統的「知人論世」這條原則也是不太理解的。他只要「文學創作」這個觀念，別的都在「革」掉之列。那麼，這種「革命」由學者教授去領導、實踐好？還是由大作家擔任好？
無疑，應屬後者，而由張愛玲這樣的作家來實現「紅學革命」真是再合適不過了。然而不知緣何，讓人奇怪的是她偏偏做了「考證派」，即「革命」的對象！
這個事例十分耐人尋味。
張愛玲在香港生活，後轉美國，她應早已聞知那個在香港首倡的「紅學革命」了；可惜她沒有認識這條新道路。
她的「考證」可謂變本加厲，細膩之極——也繁瑣之甚了！
我並不喜歡她的「考證走向」。我佩服她治學的精神態度，專誠摯切，以全身投入，因而多有創穫，為人所不能見，不能道。佩服是一回事，不喜其「走向」是一回事。
如果承認一部偉大作品須有一個大家基本共識可讀的文本，那麼這個文本即應視為藝術既定型體，而不再是逐步製作、修改、打磨、潤色的「歷程」，即片段的積累組織的「工序」狀況。無奈，張女士給人留下的主要印象，卻正是那些「工序」中的片段之如何組綴，如何改動，如何「補苴」……。
曹雪芹的《紅樓夢》，魅力由哪兒產生？絕不會是那麼瑣瑣碎碎的「部件」「榫卯」的材料和工技的事情。而張愛玲投入最多的似乎恰恰以此為「用武之地」了。
對此，我是惋惜而感嘆的。
詩曰：
盡如己意世間難，何必吹求仁厚寬。
敬佩心情兼嘆惜，通達理會味悲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