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好像無數條縱橫交錯的道路，我們從屬於自己的起點出發，在每一個人生的岔路口做著單選題，找尋屬於自己的單行道。不會有誰的人生可以一直平坦順暢，那些曾經悲傷的、歡笑的、心碎的、幸福的歷程，都是屬於我們的年代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智惠師父年輕時，正是一個非常講究家庭出身的年代。那時候成分不好的人被稱為「四類分子」，簡單來說便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四種成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四類分子又做了擴充，原先的四種人再加上右派，變成了「黑五類」。
其實四類也好，五類也好，對師父來說，區別都不大，因為都迴避不了師父地主子女的身份。
命運很奇怪，無論你是否接受，它都會把許多本不屬於你的東西帶給你，就像這個帶給師父曲折人生的地主子女身份一樣。
新中國成立時對於地主成分的認定，有一個時間界線，時間截至新中國成立前三年，也就是說，在一九四六年以前，不管家裡有多麼富貴，都無所謂，只要一九四六年後是窮的，便不會把你的成分劃定為地主。
師父說：「我的父親好賭，原本以他敗家的速度，到不了一九四六年，家裡便可以變窮了。可惜我的母親卻沒有政治遠見，常常為了父親賭錢的事情與他爭吵。」
最終，師父的母親帶著師父和師父的哥哥小三一起離家出走，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還用自己的積蓄和嫁妝購置了一些田產作為今後生活的保障。正是這些被師父的母親寄予厚望的土地，最終成了她被劃定為地主成分的重要依據。
師父說：「在北方地廣人稀的地方，母親最多只夠劃定為富農，可惜在江南擁有三十畝田產便足夠成為地主了，也許這就是命中注定吧。」
師父童年印象最深的一天，便是土改工作組來交接財產的日子，那一天師父流了許多汗。
因為師父的母親聽說要沒收的不只是土地，還有從勞動人民手中剝削來的財物，所以早早地便把過冬的衣服穿在了師父和小三的身上。母親的想法很簡單，穿在身上的衣服總不能扒走吧。
對於當時只有七八歲的師父來說，那天的情形已經很模糊了，能記得的只是自己和小三在天氣尚熱的初秋時分，穿著棉襖站在牆角，看著工作組的人來來回回地搬東西，而師父跟小三則在不停地流汗，不停地流汗。
師父每次說到這個情節的時候都會忍不住笑，其實那天工作組的人並沒有拿走家中的衣物，但是現在想起來師父母親的想法還是比較有前瞻性的。畢竟家裡的東西，那些人都有可能搬走，但是地主家的兩個狗崽子是決計不會要的。
地主成分的劃定，是師父人生里遇到的第一個轉折點。在這之前，家裡雖然算不得大富大貴，但是吃穿還是沒有問題的。可自那以後，生活便一落千丈了。土地收歸了國有，就連本來就不算寬敞的住房也由政府分出了幾間給成分好的同鄉。
師父和小三都在鎮里的小學上學，學費並不貴，但對經濟窘迫的家庭來說還是很大的負擔。小三上到小學的最後一個學期的時候，師父的母親決定讓師父和小三退學回家。
在學校里，小三是成績突出的優等生，對於他的退學，班主任很惋惜。其實班級里大部分學生都是免除學雜費的，老師也幫小三和師父申請過，只是沒成功，最後被批准申請的只有貧下中農子弟。
師父的母親告知師父讓他退學之前，特意讓小三把家裡打掃了一下。師父的母親說：「萬一等會你弟弟發脾氣在地上打滾，衣服也不會弄得太臟。」
師父說，事實上他是不太喜歡讀書的，他在學校的成績也屬於很不穩定的那種。有時候考得特別差，讓老師一度以為他要留級了，但到了下一次又突然名列前茅了。僅從退學回家這件事情本身來說，師父原以為自己不會太在意。
離開學校那天的情景師父一直記得，師父拎著個小板凳跟在小三的後面，從校園裡穿過。那個年代學校的設施很不完善，連桌椅都沒有配備完整。那個板凳是師父自己從家裡帶來的，可在那一天，它和師父一樣，都沒有留在校園裡的必要了。
有很多雙眼睛從教室里望過來，厭棄的眼神並不多，更多的是屬於兒童的那種懵懂茫然，還有同情和憐憫。那一刻，師父不知道怎麼就被那些熟悉與不熟悉的、含著關切的眼神灼傷了。師父第一次發現自己原來是可憐的，早幾天就該流的眼淚便流了下來。
家裡的生計，主要是靠師父的母親在鎮上的刺繡廠接一些刺繡活來維持。只是以師父母親的身份自然是沒有資格成為刺繡廠的正式職工的，她做的產品都是計件的，做多少支多少工錢。
因為收入微薄，師父的母親在家門口擺了一個小貨攤。小三和師父不上學後，時間也多了不少，有時候可以幫忙看攤送貨。
師父說，那種不用上學的喜悅再也沒有出現過，反而是有時候見到同學放學經過，便會慌忙地低下頭，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滋味，彷彿不是自己被遺棄了，而是自己做了錯事一般。
鎮上有時候會把地主分子集中在一起開會，差不多有一二十號人，師父的母親也是其中一員。主持會議的幹部時不時會換人，但每次都會有一個粗壯的中年婦女，厲聲訓斥每一個地主分子，有時候還會讓一些地主分子跪在場地中間。
和其他地主家的子女一樣，師父和小三時常站在圍觀的人群中遠遠地望著母親，她總是面無表情地站在隊伍裡面，似雕塑一般望著人群。
師父的母親有過一次失態，那是因為她在人群中看到了師父和小三。母親惶恐的神色，是師父從來沒有見過的。
事後，三個人沒有再提起當時的情形。但那以後師父和小三學會了隱藏，每當母親的目光望過來的時候，小三便躲在前面的大人身後，而師父會把頭埋在小三的背上。
師父曾以為自己這一生都會那樣一直走下去，就那樣不停地走，不停地走。如果順利的話，自己或許會成為一個遊走於鄉間的小販。
但是師父命運的轉折再一次來臨了，不過這一次，比師父所預想的要好上很多。這一年，與師父的母親斷了聯繫的弟弟，也就是師父的舅舅，終於託人找到了母親。
舅舅在延安工作過幾年，後來去了省城工作，至於職位，對於小鎮的居民來說，是一個想都不敢想的高級職位。師父的生活自此有了好轉，舅舅每個月會郵給母親十五元錢作為師父和小三上學的費用。
師父說：「因為我是被迫離開校園的，所以後來我比同學們更愛讀書。課本對於我而言，不再是擋著臉睡覺的工具，不再是隨意撕下來摺紙飛機的道具，也不再是和同學打架時敲他們頭的武器。」
師父的成績雖然及不上小三，但在學校里絕對算得上名列前茅。
人生往往是由意外疊加而來的，一九五八年的時候，小三高考落榜了。小三的成績一直很穩定，即使在最好的中學裡，他也是名列前茅的。很多人對小三意外落榜感到惋惜，而事實上，小三的命運並不是在考場里改變的，早在小三進考場之前，他的檔案里便因為家庭出身被加上了「不宜錄取」的標籤。
也就是在那一年，師父的母親病逝了，而舅舅也被調去了邊疆。
舅舅臨走的時候替小三在省城謀了一份工作，師父跟著小三去了省城。
師父在省城上了高中，原本師父並沒有繼續上學的打算，他想早點出來工作，也好減輕舅舅和小三的負擔。
可是小三很堅持，他希望師父可以繼續自己沒有完成的大學夢。師父說，現在想來小三的堅持並不理智，因為師父和小三那時候都不知道，那只是條灰暗的路，它早早就被人烙上了黑色烙印，那是一個無法抹去的痕迹。
師父最後選擇了繼續讀書，並不完全是因為想學習、愛學習，而是因為從那一年開始，糧食變得很緊張。如果工作了，那麼國家計畫分配給師父的糧票就會按社會青年分配，一個月是二十三斤；如果繼續上學，國家規定給學生的糧票是三十二斤，多了九斤糧票，可就是吃得飽和吃不飽的差別了。
師父說，自己的學習成績也挺不錯的，不過對於上大學，師父卻沒敢奢望，畢竟連小三這麼好的成績都落榜了，何況是自己呢？
只是最後師父出乎意料地考上了大學，師父後來分析說，可能是那一年，政府對招收成分不好學生的限制放寬了一些吧。
很多年以後師父聽人說，在當年招生的政審會議上，曾經有人激烈地反對過錄取他。有位老師說：「剝削階級是不甘心死亡的，他們還在千方百計地尋找繼承人。這個學生雖然是高分考生，但剝削階級的子女從小接受了剝削階級的思想，世界觀容易出大問題，我們的大學不應該給剝削階級培養繼承人。」
最後一位和師父舅舅相識的老師替師父說了好話，他強調師父的社會關係不錯，家裡也有人為共和國做過貢獻。
學校最終決定錄取師父，只是不能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