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文學報》記者傅小平
傅小平：繼《藏獒》系列圖書之後，著名作家楊志軍帶著他的長篇新作《伏藏》再次進入大眾視野。作為一個宗教術語，書名伏藏指的是「把信仰或經典埋藏起來，讓千百年後的信徒發掘而成為當代的精神資源」。小說講述的則是一個拯救布達拉宮、拯救靈魂信仰的英雄故事。它以西藏歷史上最富爭議的人物，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情歌為線索，力圖撥開歷史迷霧，超越愛恨情仇，以《達·芬奇密碼》式的懸疑手法破解神秘的西藏。
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楊志軍稱，寫作《伏藏》是一種「冒險」，因為小說採用了時下很流行的懸疑手法，容易引來讀者的誤解，以為又一個嚴肅作家開始向市場、金錢妥協，開始嘩眾取寵了。「其實，只要讀者耐心讀下去，會發現在這樣一個貌似通俗的懸疑故事背後有著沉重的主題和飽滿的思想容量，我只是把它們裝在了一個時尚的容器里，為的是讓更多的讀者了解西藏。同時，我還要告訴大家的是，我們可以不皈依宗教，但是必須要有信仰。」
傅小平：出版方把你的新作《伏藏》比之為中國版的《達·芬奇密碼》，且不說這種稱謂包含了多少炒作的成分，單從謀篇布局、情節設計等上面看，兩本書的確有一定的相像性。當然相比而言，《伏藏》有更強的隱喻色彩。比如，同樣是解密，《伏藏》的「密碼」隱藏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傳奇故事裡，這個故事由後來被證實為倉央嘉措傳人的香波王子講述和闡釋，本身蘊含著豐富的宗教思想，更具嚴肅性。
這大概就如你自己所言，《伏藏》借用懸疑的殼，抵達的卻是真正的西藏精神，亦即把深刻的思想置放在一個時尚的容器里。與此相仿，讀《達·芬奇密碼》，則更像是剝洋蔥。作家的層層敘述展開故事，讀者參與其中，充滿一種解密的快感，其中更是飽含了強烈的娛樂精神——懸疑推理小說必備的核心要素。由此，從小說的寫作藝術上來考量，你在寫作之初即立意追求的嚴肅和深刻，行文中體現出來的偏於外露的隱喻氣質，對「娛樂精神」會否是一種消解？
楊志軍：其實《伏藏》和《達·芬奇密碼》只在兩點上相似，一是手法都懸疑，二是內容都宗教，其他方面區別是很大的。這裡有個問題，如果沒有《達·芬奇密碼》，是不是我就不懸疑了？就不涉及宗教內容了？第一，懸疑是小說的基本手段，也是小說的天然品質，幾乎所有作家都繞不開懸疑。只不過有的作品在有意淡化，有的作品在刻意強調，區別就這麼簡單。第二，懸疑首先是由描寫對象來決定的。西藏幽閉深邃的地理、隱秘複雜的歷史、神秘獨特的文化，提供了豐富的懸疑資源，我不過信手拈來，想不懸疑也不行，懸疑了才真實，才符合小說解讀的需要。
在《伏藏》中，我很在意圖書知識傳遞的作用、精神陶冶的作用，以及人物情感和歷史命運對讀者的穿透力。我首先要把倉央嘉措和香波王子的故事講好，要把發掘伏藏的文化解碼過程寫好。對我來說，懸疑的方法和傳遞思想、敘述故事是一種自然融合的狀態，誰也堵不住誰。我覺得我們應該邊思想邊娛樂，應該流著眼淚娛樂。「娛樂精神」強調的是精神，就是說在娛樂中獲得精神，並不是說娛樂就是精神。我把文化符號、思想密碼、信仰追求融化在小說的懸疑里，就是為了最大限量地體現「娛樂精神」。
所以我的懸疑設置不是一般的生活邏輯，而是知識邏輯、文化邏輯和信仰邏輯。我希望這樣的懸疑，給「懸疑」本身提供另一種思路和風格，開闢一條新路子，讓認知能力和文化水準日漸提高的讀者感到一種棋逢對手的滿足。
傅小平：其實，即便是在通俗小說界，也不乏對精神探索有著濃厚興趣的作家。他們通常會在小說的開始部分，給讀者呈現一個充滿悖論的命題，對這個命題的追尋和解釋，也最能考量小說的深廣度。在《伏藏》的開端，你由烏金喇嘛這個人物的人生軌跡引發開去，揭開了信仰危機這樣一個「潘多拉的魔盒」，打開之後，在正文的敘述中，卻似乎忘了關上。這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那個無意間打開魔瓶放走魔鬼的漁夫，並沒有用智慧把他收入瓶中，而任由他的陰魂在人世間隨處飄蕩。
楊志軍：《伏藏》的開端的確是一個嚴肅的命題，小說中的所有陰謀和暗殺都與「開端」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最後由烏金喇嘛的暴露作了照應。我想告訴讀者：信仰危機是世界性的危機，信仰追尋也是全人類的追尋。人類的精神史就是這樣寫下去的：在不計其數的失敗和挫折中，追尋，追尋，追尋。
傅小平：在這部書里，你有一個大的抱負，通過故事的講述，讓讀者看到一個明明白白的西藏。這就勢必要求小說擁有很大的知識容量。當然，對於常年浸潤在西藏文化及藏傳佛教背景中的你來說，知識儲備或許不是一個大的難題。然而，如何把這些知識不落痕迹地「化解」在小說故事的敘述里，卻是一個大的挑戰。畢竟，對於普通讀者而言，他當然更願意還是把《伏藏》當成一部有料的小說，而非是眾多西藏文化讀物當中的一本來讀。
楊志軍：每個人的閱讀姿態是不一樣的，有的為了獲取知識，有的為了陶冶性情，有的為了實用。而你的閱讀肯定是職業性的，有很強的目的感。但不管怎麼說，當一部小說的推理以知識和文化為支點的時候，作者對讀者的期待就是耐心。在我的設計里，我想盡量做到每個知識點的出現都與發掘伏藏有關，都是「七度母之門」的一環，區別在於有的是明晰的，有的是隱喻的，還有的是跨越情節的。我希望讀者用由淺入深的姿態，獲得深入淺出的效果。
傅小平：從我國的寫作傳統看，懸疑寫作的根基並不深厚，這一點從當下風起雲湧的類型小說寫作終究還沒能擺脫學習西方的窠臼上就可以看出。所以，作為一個以純文學寫作起步的作家，轉而用這樣一種看似通俗的手法寫作，絕非想像得那麼容易。以我看，你的這種選擇與其說是放棄敘述的難度，是媚俗，不如說是對小說就是要講述精彩故事的一種回歸。據我所知，這是你第一次嘗試用懸疑的手法講故事，不可避免地會碰到很多的難題。在最後的落款中，你就寫道在寫作過程中「不知多少次修改」，我感興趣的是，你作了哪些修改，有何取捨？為何要作這些修改？
楊志軍：我本人對中國傳統小說並不特別推崇。「四大名著」因為缺乏信仰目標和精神高度不可能成為世界名著。就小說藝術來說，無論技巧還是思想，西方都遠遠處於領先地位。懸疑和不懸疑，你都在學習西方。試圖擺脫西方，你就連學習的對象也沒有了。所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國際的」說法，對藝術和其他文學式樣或許行得通，對小說行不通。中國傳統小說並不具備讓世界共享的條件。
我沒有轉向通俗寫作，運用懸疑也並不是放棄敘述的難度。就小說來說，最難的還是敘述一個好故事，一個好故事必須具備如下條件：吸引人或感動人，傳遞作者獨特的經歷和感悟，不重複自己，有飽滿的生活容量，有深刻獨立的思想，有屬於你自己的敘述方法。而很多文學往往是顧此失彼的：為了好看流暢，忽視了思想容量；為了思想容量，忽視了好看流暢。
小說有無限的可能性，作家必須接受小說文本對自己的挑戰。不是懸疑了就必然淺薄，也不是好看了就必然流俗。思想越有意義，就越要讓它好看；內容越有價值，就越要讓它流暢。有時候我們用「不好看」的文字遮掩起來的，往往是我們思想的貧乏和表現的蒼白。我想在《伏藏》中實現的目標是：給讀者一個引人入勝、欲罷不能的懸疑故事，儘可能豐富地讓他們得到西藏文化和西藏歷史的知識，在信仰的誘惑下抵達彼岸，這個彼岸就是西藏精神。
《伏藏》的內容涉及西藏歷史、倉央嘉措的故事及其情歌、西藏文化的神秘符號、藏傳佛教的傳承和知識、寺院的隱秘等，但這些對我來說差不多都是一遍寫成的。修改最多的是現代人的故事，他們的掘藏和歷史的伏藏的對應，他們的愛情和倉央嘉措愛情的對應和延續，世俗生活和信仰追尋的對應等，尤其是最後兩章，我是改了又改。
總之，《伏藏》是我命中注定要寫的作品，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命中注定要寫的，這裡除了追求，還有一種宿命。用好看的小說故事包孕深刻的思想，傳達嚴肅的主題，這是我的努力。從《藏獒》開始，在我的寫作中已經沒有了通俗和嚴肅的區分。因為我發現寫作中的作繭自縛，往往是一種虛弱和不自信的表現。我們為因緣而來，對一個作家，所有的作品都應該是可遇不可求，都應該是隨遇而思、隨緣而寫。我尊重所有作家的追求和個性化的表現，這都是我們和文學的緣分。我們因為緣分而千差萬別，其實沒有多少道理可講。
傅小平：懸疑題材的小說特別講究故事推進的速度，要形象一點講，該是情節如過山車一般驚險刺激，同時文字能如水一般的順暢自然。在小說中，香波王子在疲於奔命的旅途中講述倉央嘉措的故事，這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