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了「西部人」這三個字才覺得它如此沉重。沉重不是因為質量，而是它的龐大。如同常識告訴我們的：同樣的體積，金比鐵重，鐵比石頭重。龐大的西部佔有了大半個中國，中國因為有了西部才顯得壯闊而遼遠。
因此，描述西部人，就不能像描述「上海人」或「北京人」或「廣東人」，或中國任何一個地區的人那樣輕鬆，那樣目標集中、特色鮮明、一抓就准。西部人不是一條流域內的男女，不是一座海灣旁的人等，也不是一片里弄中的居民，更不是幾條衚衕里的住戶；那是人群的汪洋，是浩瀚的人類無窮的特色之花盛開不衰的一部分，是閃爍異彩的面孔繁星般地照耀文學、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一片天空。
面對這片天空，所有想用簡短的文字說清楚西部人特色的人，都有可能變成那隻試圖吃天而又無處下爪的老虎。就拿西部居民之一的藏族來說，他們既是馬背上的遷徙者又是田野里的收穫者，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雙重背景，蒼茫的草原帝國和同樣蒼茫的青稞莊園幾千年的流變，使他們具有了難以概括的豐富性和幻變無象的不定性。光談這一個民族，哪怕僅僅談論他們的人格特徵、行為習慣，就是一部大書而不是一篇小文。況且這樣的談論很可能會變成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比較，變成藏族與漢族之間的比較，而絕不是關於西部人一般行狀的概括和描述，也不是關於我對「西部人」這樣一種特殊的人文現象的關注和思考。如此便違背了本文的初衷，跑題十萬里，專欲難成文，貪多不得，務大不逮，我又何苦如此呢？好在古人早就為我們想好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王安石也說：「有所不為，為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那麼，就讓我舉起「有所不為」旗號為我的避難就易開脫塞責吧：非我不能也，孟老師和王老師的教誨不可違也。「可以有為」的時候，我有必要聲明，此文中所談的「西部人」，就民族來講，以漢族為主，就地域來講，以青藏高原以及陝、甘、寧、新為主。別的，暫且不「為」，或盡量少「為」。
據我的經驗，常年待在西部的西部人其實並不知道西部人有哪些特點，一是因為缺乏跟外地人的比較，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沒有見過小個子的人怎麼知道自己是大個子呢？二是因為地道的西部人都羞於自誇自命，與生俱來的靦腆和羞澀讓他們謹言慎行慣了，常常是卑以自牧的，哪裡敢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三是因為西部人雖然不矜不伐但也懶得檢討自己，檢討是一種人生體檢，搞得好了可以兩處得益，既發現了弱點也看到了特點，可惜他們不擅此道。有了這三點，西部人對自身的認識就難免糊塗，很難有一二三的列舉、甲乙丙的說明。然而自覺的「列舉說明」並不等於表達的全部，表達既可以是語言和文字的，也可以是行為和肢體的。他們可以不說卻不能不做，西部人就是西部人，只要活著，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會讓自己彷彿領有使命般地通過舉手投足把那種西部味兒濃濃烈烈地表現出來，表現得就像1976年的春天那樣充滿了飆塵萬里的蒼涼和寄世人間的幸運。
1976年春天的一個夜晚，右派陳源從祁連山深處的八寶勞改農場逃跑。這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成功，但逃跑的成功並沒有給他帶來絲毫的興奮，面對茫茫原野，他頓時有了舉足維艱的感覺：他從監獄來，他到哪裡去？偌大一個世界，竟想不出一個可以容留他的地方。他頂著陽光照耀下的勞改犯的光頭，穿著污跡斑斑的勞改犯的藍色棉衣，標誌鮮明地來到了祁連縣城，目的似乎已經不是逃跑而是為了讓人發現。但讓他意外的是，所有看見他的人雖然都帶著詫異的目光，卻沒有絲毫不友好的舉動。他甚至在地質隊的食堂門口一伸手就要到了八個大饅頭，又在縣委招待所帶火爐的門房裡找到了暫棲一宿的床鋪。就這樣，在那麼多溫情的眼光綿綿不絕的關注下，他大大方方地在祁連縣城待了兩天，然後向東而去。向東的路上，他就像一粒被風掀起後不知落往何處的塵埃，飄過了遼闊冷涼的俄博草原，飄過了茂密陰暗的仙米森林，飄過了水勢盛大的大通河，飄過了冰天雪地的達坂山，最後飄到了西寧。漫長的兩個多月里，他不停地得到人們的幫助，不僅沒有挨餓受凍，而且有了一頂遮蓋光頭的皮帽子，換掉了一身格外扎眼的勞改棉衣。等他走在西寧的大街上，張望著省會的繁華擁擠時，他已經和別人沒什麼區別，再也不是一個具有「罪孽」標記的勞改犯了。在西寧的日子裡，他躲在先他釋放的難友老賀家裡，完成了促使他逃跑的兩件大事，一是帶著怨尤寫出了自己的申訴材料，二是流著眼淚寫完了一首醞釀了幾個月的長詩：《悼念周總理》。他說：「老賀，借給我點錢，我的目標是北京。」老賀給了他三十塊錢，他又一次飄走了。
陳源的結局並不樂觀，就像他自己說的：「我要是不離開高原就好了，高原人厚道，害人的人少。」他在北京僅僅待了兩天，就又一次成了一個勞改犯，一個被押回祁連八寶勞改農場後加了刑的勞改犯。好在不久就是「四人幫」的粉碎，兩年後又是改革開放，「右派」陸陸續續得到了改正，陳源出來了。出來後的陳源直到去世再也沒有離開過他以為「厚道」的青海，儘管他是山東人，在山東可能會活得更滋潤、更舒服。
這是一個發生在特殊年代裡的故事，它也許並不能說明同情心、厚道、人情味等這些一個落難右派所能敏感地捕捉到的美麗存在，在西部人身上具有普泛的意義。但如果就我狹窄的接觸、極其有限的視域，在二十年之後還能遇到同樣的事情，那就不能說它僅僅是個特例孤證了。
1979年冬天，在拉薩從事太陽能產品推銷的王力明接待了兩位素昧平生的客人。客人從成都來，拿著一張白紙條兒，對王力明說：「這個人你認識嗎？」王力明看了一眼說：「好像去年來過西藏，我們見過一面。」客人說：「他讓我們來找你，說我們晚上可以住在你的店鋪里。」王力明說：「我的店鋪已經盤出去了，要住只能住我家。」兩位客人住下了，白天出去旅遊，晚上回來睡覺。王力明忙，也不陪著他們，只請他們吃了三頓飯。五天後客人要走，說：「我們想走一趟青藏公路，路上你有沒有認識的人？」王力明說：「格爾木有一個，也姓王，叫王什麼貴，他是老師，你們可以住在學生宿舍里。」說罷就寫了地址，也是一張白紙條兒。三天後，兩位成都客人坐著長途公共汽車來到格爾木，拿著白紙條兒去找老師王什麼貴。老師王什麼貴說：「王力明還記得我？我們已經四五年不聯繫了？他怎麼樣？還好吧？你們想住學生宿舍？那不行，學生都放假了，宿舍不送暖氣，要住就住我家吧。」兩位客人在他家吃住了兩天，要走了，說：「我們想去西寧，西寧你有沒有認識的人？」王什麼貴說：「有啊。」說罷，從備課本上撕下一溜兒紙，寫了地址。兩天後，成都客人到了西寧，住在了王什麼貴介紹的朋友家，他就是我的中學同學劉鈞。劉鈞後來告訴我，在他們家住過幾天的那兩個四川人一個叫高海濤，一個叫李偉，都是成都一家電動工具廠的工人，廠里沒活兒干，跑出來轉轉。走的時候他們一再地說：「青藏高原的人真是太厚道了，認識不認識就敢讓人在家裡住，這在我們四川是絕對不可能的。實話告訴你，我們從成都到拉薩，從拉薩到格爾木再到西寧，將近一個月，行程四千多公里，才花了不到一千塊錢。」這樣的事情太平常了，我和劉鈞都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即使不是朋友，那也得靠啊，不然你就寸步難行。
厚道就是「厚」之「道」，就是以「厚」為「道」。厚道之於西部人如同鳴囀之於布谷鳥，是聲譽的依託，它像一座大廈的基礎既普通又重要，普通得讓人忘記了強調，重要得讓人失去了對不良後果的警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昆崙山腳下、柴達木腹地的格爾木有個叫郝志東的幹部因貪污公款而自殺，許多認識他的人都去為他弔唁並對他的妻子女兒說：「頭抬起，臉別紅，誰說他是貪污犯？我們不承認。」一副輓聯這樣概括了他短暫的一生：對來客鞠躬盡瘁堪為高原大方人，夠朋友死而後已不是人間貪污鬼。郝志東是個不抽不喝不吃不穿的人，他把所有的錢都花在了接待來客上。這是他的嗜好，是出於性情、本於鄉土、源於祖先的舉動，幾乎是情不自禁的。來客有旅遊的，有探險的，有採訪的，有寫生的，有什麼目的也不抱胡亂瞎轉的。一撥接著一撥，一撥傳給一撥：「你們去找郝志東吧，那人特好特熱情。」於是就不斷有人來「麻煩」他，他也就不斷地「不亦樂乎」起來，常常是這樣說的：「哪有什麼過路人？四海之內皆兄弟，到家了到家了，千萬別客氣。」他的接待當然少不了好煙好酒好茶好飯，有時候還要管住，還要陪他們上路——租車的費用、路上的吃喝、宿營的帳篷、急救的氧氣袋、禦寒的皮大衣等等，等等，都是由他主動提供的。他不是旅遊局，不是政府接待站，他哪兒來那麼多錢？只有借工作之便一點一點挪用，時間長了，次數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