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原子彈才想起她，恍然明白，她就是在這個地方度過了她的風信年華。她叫陳妤。把青春獻給原子彈，這是陳妤在那個不算太久遠的年代用黑葡萄一樣的眸子告訴我的一切。但是我讀不懂，我在「國家最高機密」面前，顯得就像一個傻透了的間諜，想知道一切，卻又不善於捕捉任何信息。比我更傻的是李國權，他居然會認為「陳妤這個人不誠實」。而陳妤對他的疏離，恰恰又是因為她必須「不誠實」。「不誠實」的女人，也許正是我們曾經幻想過的那個最可信賴的女人。
一個銀白色的圓球，直徑約有一米，頂端筆直地豎著一根天線似的辮子。這就是原子彈模型，一比一的比例。它被銀白色的三角金屬架支撐著，在空曠的草原上映照著天上的景色：雲捲雲舒，月落日出。
距離原子彈模型二十五米，是用於控制和觀測的隱蔽部。一米半厚的鐵鑄的高牆上，傷痕纍纍，斑跡重重，就像經年累月風剝雨蝕的樹皮。
陪著我的朋友說，這裡是六分廠，簡稱靶場，是專門用來進行爆轟試驗的場所。在1964年到1987年的二十三年間，這裡進行了數十次核武器的爆轟試驗和穿甲彈的穿透力與威力試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誕生前的所有模擬爆炸和冷試驗，都是在這裡完成的。
我不知道陳妤是不是在六分廠工作，但我希望她經常出現在這裡。這裡是中國科學家把高深莫測的原子理論變成武器的前沿陣地，是物理演化成物體、化學聚焦為能量、數學創造出威力的地方。在我的想像里，正是陳妤用纖細的食指準確地按下了最後一個燈鈕，或者正是她在爆炸零時的前十秒鐘發出了脆亮的聲音：「9、8、7、6、5、4、3、2、1，起爆。」或者正是她掌管著測試儀器，測量出了鋼鐵、水泥、木材等等物體的物理效應，以及生物和化學效應。或者她的作用更重要——她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秘密研製者」，一個和王淦昌、鄧稼先、朱光亞、郭永懷、彭桓武、周光召、陳能寬等「兩彈元勛」們一起工作著的年輕的女科學家，她不止一次地從觀測孔里看到了試驗成功後的彩色煙霧和失敗後的灰色寂靜。她的喜怒哀樂和所有「兩彈元勛」們的喜怒哀樂一樣，完全由一個大約一米直徑的銀白色圓球左右著。甚至我都希望，這原子彈和氫彈是她一個人搞出來的，就像母雞孵蛋那樣，由於她陳妤天長日久的溫暖，中國大地上終於有了核武器的聲響。
第一次見到陳妤，是1977年的冬天，我作為《青海日報》的記者，李國權作為省廣播電台的記者，一起去海晏縣採訪。火車的車廂就像一間行動的冷庫，沒有暖氣，冰涼徹骨，皮大衣裹在身上，就像穿著一件體恤，輕飄飄的。想喝一杯開水暖暖身子，走過了七節車廂，也沒有看到一間有開水的鍋爐房，問列車員，列車員說：「我們不供應開水。」
突然，一切都變了——不冷了，我們也不想喝開水了，甚至都沒有冬天的感覺了。李國權後來告訴我，這時候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把皮大衣脫下來，脫下來給她。她出現了，陳妤出現了。她在車廂過道里跺腳，漂亮的姑娘在車廂過道里來回跺腳。腳的動作吸引了李國權，他發現她的腳很好看，儘管她穿著翻毛皮鞋。從腳往上看，越看越好看，即使她穿著棉襖，拉不直的曲線也讓腰臀一再地優美著；再往上，就是眼睛了。就像所有一見鍾情的情人那樣，李國權認為，這是他有生以來看到的最美麗的眼睛，很抽象，很概念，卻又如此明亮地打動了他。而給我的印象是，它們並不抽象，它們是兩顆又大又圓的黑葡萄，在乾燥寒冷的高原，懸浮在你視域之內最美好的地方。水靈靈，有什麼能比沙漠里的黑葡萄更能讓你想到水靈靈呢？
李國權終於沒有勇氣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她。他知道過於唐突的幫助會讓一個異陌的姑娘感到緊張而斷然拒絕。他就像一隻雄鳥、一頭公鹿，本能地意識到，最重要的首先是引起對方的注意。他唱起來，用渾厚的男中音跟著廣播唱起來——《在那遙遠的地方》。
我當時不理解，那一天的火車上、廣播里，為什麼會沒完沒了地播放同一首歌：《在那遙遠的地方》。李國權一遍一遍地跟著唱，聲音越來越大。車廂里許多人都在看他，那姑娘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他似乎很得意，一得意就把詞兒唱錯了，把「我願她拿著細細的皮鞭」，唱成了「每天看著那細細的皮鞭」。有人沖他喊道：「你看著皮鞭幹什麼呀？」滿車廂的人都笑了——這首歌誰不會唱？他居然唱錯了。姑娘沒有笑，她離開了車廂過道，坐進了離我們兩個空擋的座位。李國權的歌聲戛然而止。
他當時肯定很沮喪：情歌把姑娘唱沒了，唱到高高的椅背後面去了。但僅僅過了兩分鐘，李國權的聲音又響起來：「你說《在那遙遠的地方》是藏族民歌還是哈薩克民歌？」我說：「我不知道。」李國權說：「我告訴你，這首歌的署名一共有四種，一是『藏族民歌』，二是『哈薩克民歌』，三是『青海民歌』，四是『西北民歌』，但我覺得他是西北青海的藏族民歌。」我說：「你憑什麼說它不是哈薩克民歌？」李國權說：「《在那遙遠的地方》和哈薩克民歌的風格截然不同，而跟藏族民歌非常相似。你聽我給你唱。」他於是唱起哈薩克民歌《美麗姑娘》：「美麗的姑娘見過萬萬千，唯有你最可愛，你像衝出朝霞的太陽，無比新鮮；把你的容顏比做花，你比花兒更鮮艷，世上多少人向著你，望得脖子酸。」唱完了他說：「怎麼樣？相差十萬八千里吧？我再給你唱一首藏族民歌。」他唱起來（歌詞我忘了），唱完了又說：「怎麼樣？風格很相近吧？」我說：「我聽不出來，我覺得這三首歌相差都很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說：「你不懂，你不懂音樂。我再給你唱一首……」我當時哪裡知道他是唱給那姑娘的，不耐煩地說：「你別再唱了，人家都看著我們呢。」他說：「看就看唄，怕什麼！」我站起來說：「那你自個兒唱吧，我上廁所去了。」
等我上廁所回來時，發現李國權不在了。而那姑娘又開始在過道里跺腳，她實在是太冷了，她的翻毛皮鞋似乎一點也不保暖。我尋思：這麼冷的天，她幹嗎不穿得再厚一點？想著用皮大衣裹緊了自己，正要坐下，就見李國權哈著熱氣快步走來，大聲說：「走走走，我們去餐車，餐車裡有暖氣，我已經給列車長說好了。」
我們兩個拿起包，朝前走去。路過那姑娘時李國權說：「你也走吧，看把你凍的，小心凍壞了腳。」姑娘用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問道：「你們是幹什麼的？」李國權說：「我們是記者。」姑娘猶豫了一下，從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包，跟在了我們身後。
餐車到了，熱浪撲面而來，好像整列火車的熱量都集中在這裡，渾身上下頓時就暖融融的。李國權沒話找話地問那姑娘：「不冷了吧？」姑娘說：「不冷了。」她有點靦腆，不多說話。而我和生人接觸，也是能少說就少說的。這恰好給李國權製造了機會，就聽他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說著，說什麼我忘了，反正是東拉西扯，扯著扯著又唱起來，還是跟著廣播唱：《在那遙遠的地方》。我有點煩，說：「好像一張唱片上就這一首歌，翻來覆去地唱。」這時姑娘開口了，說：「因為金銀灘就要到了。」我和李國權不解地互相看了看：什麼意思？姑娘又說：「我想你們應該知道，《在那遙遠的地方》最早就產生在金銀灘，是王洛賓改編得最好的歌。」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在那遙遠的地方》與王洛賓有關，也是第一次聽說這首情歌就誕生在離西寧只有一百多公里的金銀灘。（後來我從報紙上知道，1946年王洛賓騎著馬來到金銀灘草原採風，認識了一個牧家姑娘，那姑娘歌唱得好，人也長得好，使王洛賓靈感大發，只用了一個晚上，就把那姑娘的歌聲改編成了更加動聽的音符，又創作了歌詞，中國從此有了《在那遙遠的地方》。我又陸續接觸到一些新版的歌曲集，看到《在那遙遠的地方》的署名已經變成「哈薩克民歌王洛賓編曲」，或「藏族民歌王洛賓改編」，或「青海民歌王洛賓編曲」，或「王洛賓作詞編曲」了。）
我問道：「那麼它到底是哈薩克民歌，還是藏族民歌？」沒等陳妤回答，李國權就說：「是哈薩克民歌還是藏族民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達了一個漢族青年對遠方的草原姑娘的嚮往。」陳妤平靜地說：「我覺得它是藏族民歌。因為在金銀灘生活的牧民都是藏族和蒙古族，沒有哈薩克族，青海的哈薩克族都在離金銀灘八百多公里的柴達木腹地——阿爾頓曲克草原上。」我說：「可是哈薩克族有『姑娘追』（喜慶的日子裡，姑娘騎馬用鞭子追打跑在前面的小夥子）的習俗，《在那遙遠的地方》里恰恰又有『我願她拿著細細的皮鞭，不斷輕輕打在我身上』這一句。」姑娘說：「是嗎？」李國權說：「那是王洛賓的想像，純屬巧合。再說我在牧區也遇到過藏族姑娘舉著趕羊鞭滿草原嬉笑著追打小夥子的事兒，誰能說這樣的生活場景沒有被王洛賓瞧見呢？」姑娘說：「這就對了，《在那遙遠的地方》應該是一首經過王洛賓再度創作的藏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