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我去北京，總是喜歡囚在《當代》編輯部（以下簡稱《當代》），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後樓。在許多著名的院子里，後樓都是領導幹部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內大街166號院子里，它卻是《當代》。所以儘管後了又後，倒比前樓熱鬧開放些。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有話可說，有書可看，有雜誌可拿，有飯可吃的地方。這最後一點尤其重要。臨到中午，《當代》人總是從訂餐的飯店裡拿來盒飯，坐在沙發之間到處都是書、報、雜誌的擁擠的房間里，圍著茶几，吃著，聊著。他們知道我吃素，給我的盒飯里一絲葷腥都沒有，感覺爽口而清凈。當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為了給我接風，散場後才意識到，念頭一閃，又忘了，記牢的還是那素素的盒飯、無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飯，還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參加一個隆重的集會，人家要求正裝出席，我卻弔兒郎當穿著T恤進京，而且是無領的那種。所有人都是西裝革履，你怎麼可以雞立鶴群？《當代》的楊新嵐拿來她老公的西服，新的，號稱「你們兩個身材差不多」。一穿，褲子寬得能裝我一個半肚子加三條腿。那也得穿！可小楊拿了西服，卻忘了領帶。她東跑西顛要了一條來給我披掛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會打領帶，連北大畢業的新生代編輯石一楓也不會，連時尚女生徐子茼也不會。說是清波會，好不容易等來了，他卻呵呵笑著說：「不會，不會。」神情是落拓不羈的，暗藏著一絲對西服領帶的嘲諷，似乎不會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愛人也來了，在我脖子上比划了幾下，滿懷希望她能打好，結果發現她不是在打領帶而是在系絲巾。昌義更不會了，還興高采烈地總結一句：「這就是《當代》。」又不甘心地解釋道：「這幫人曾經也是會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裝作為「奇裝異服」的時候，我們穿過，後來人都西裝了，我們也就不「尿」它了。但現在不是總結歷史的時候，現在必須立刻把領帶打好。為了不尷尬，我說：「奇了怪了，那麼小的時候打過的紅領巾，一輩子都忘不了，可是領帶，也算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吧，一晃眼就忘了。」好在人文社人才濟濟，終於從發行部來了一位青年，翹起指頭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就這樣他們不怕麻煩，把我捯飭成了一個幹部，使我可以翹著尾巴出現在北京的大街上了。
《當代》就是這樣一幫不會打領帶的當代文人在打造經營。脫略形骸的文人習氣，從容自若的處世姿態，讓他顯得開放而鬆弛。你瞧他一身正裝，有板有型，脖子上卻是沒有拘束的，想吼什麼就吼什麼。所以像我這個粗放的、直率的、獨野的作者，便也有了一席之地。還說領帶，穿西裝打領帶的文學太正式，像場合里的朗誦；不西裝不領帶的文學太隨便，好比插了蔥的豬嘴，被厚道的人們說成了象；有西裝不領帶的文學似乎剛剛好——要先鋒那是懷舊的先鋒，要時尚那是積澱的時尚，要歷史那是當下需要的歷史，要文化那是可以發行的文化，這大概就是《當代》的模樣。不墮「常邊」，也不墮「斷邊」，中道即佛道。
喜歡囚在《當代》，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羞於見人。這些年我逃避了多少約見和約稿已經記不清了，每一次逃避的成功，都讓我歉疚；有時是見了面吃了飯再逃避的，那就更是歉疚得要死。想一想被我迴避的那些朋友，大都也是辦雜誌、搞出版的，我本事太小，寫得太慢，總不能老是許願而不兌現。想做一個守信的人，就只能不赴宴，不許願，老老實實的。有就有，沒有就沒有，許了第一個，就勇嫁到底。朋友們，我是得罪了你們的，在這慘淡動人的懇摯里，有你們的寬宥和諒解，那就是我的陽光。
就在囚於《當代》的某一天，昌義問起我《藏獒3》之後的計畫，我談到了倉央嘉措，談到了「伏藏」，但當時我並沒有確定這一定就是我的「下一部」。昌義聽了很激動，比我激動多了，一上午都在說這個話題，吃了盒飯送我去機場時還在說。我很想把我們的談話記下來，卻沒有時間，上了飛機再記，發現許多細節已經隨著激動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猶豫了，就是那個香音無敵的神王、已逝的歌手——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已然是我生活的主宰了，接下來唯一要做的就是心無旁騖，專心致志。
在西藏，人們常常會進入遙遠的歷史，去體驗內心需要的生活，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和他的情歌便是每個人的體驗和經歷。他是神王、詩人、歌手和情聖，是西藏所有青春男女經久不衰的偶像，是所有女子心儀的情人，是一個蓮花芬芳、魅力無窮的秘密。而喇嘛們卻警惕地強調著他的教主地位：我們崇拜他，就應該多念些經文，多行些善事，做一個好人。神聖的宗教情感和美麗的男女之愛被倉央嘉措融合成了一個形態，他因此成了一個僧俗共尊、婦孺皆知的人。
在我的意象里，倉央嘉措的愛情是液態的，如奶如水，它在堅硬直立的萬山叢中，澆灌出了遍地的柔軟和美妙。教主的地位和愛情的追求從一開始就成了靈肉抗衡的激烈比賽。但是我們知道，在所有的比賽中，愛情總是勝利者。美妙的情歌和撼天地、泣鬼神的愛情穿越時間的迷霧，抵達今天，從而使教主的身份日見彰顯。遺憾的是，歷史曾經全然誤解了倉央嘉措，以為他是宗教的背叛者，是忤逆之僧。人們沒看到信仰從來不拒絕愛，歷史悠久且紛爭不休的宗教，正需要愛的洗禮。和世界上其他宗教不同，佛教營造的不是外部環境而是心靈世界。心靈在肉體深處，於是就有了通過肉體來表達的心靈之愛。這便是倉央嘉措愛情的起源。
倉央嘉措是一個悲壯的勝利者，他付出了達賴喇嘛的地位和權力，付出了生命，卻用愛情與情歌，把靈魂推向了輝煌與永恆；用慘烈的命運，讓整個西藏為他疼痛。憂傷的西藏為了一個活佛的愛情悲劇而愈加憂傷。可以說，由於倉央嘉措的存在，整個藏傳佛教變得溫情脈脈，人民不是原諒了他，而是放逸了他，激賞了他。西藏的信仰因此而深廣，獰厲的神像背後，嚴格的戒律之下，不可遏止的，是巨大的愛情溫暖。有了倉央嘉措，西藏每天都是情人節。這個來自民間的歌手和來自天上的詩人，用膾炙人口的詩歌宣布了愛情的發生，並以此教化他的人民，培育著天地間最美好的感情。
與此同時，倉央嘉措用情愛的眼淚，撕裂了理想與現實決然衝撞的嚴酷，撕裂了歷史與宗教的刻板。宗教流淚了，是悲淚，也是喜淚。他用自己的血肉填平了凡聖之間的溝壑，讓宗教與世俗一馬平川；用無所畏懼的生命激情嘗試了生佛平等的至高境界，實現了佛性與愛的水乳交融。他給古老而嚴謹的格魯派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格魯派頓時顯得飛揚靈動，山高水長。這個包容而寬鬆的宗教，那些浪漫而樸素的教民，溫暖了倉央嘉措及其情歌，彌合了西藏的裂隙——儘管歷史上各個教派之間為著理念、權力、教民、屬地迸發出殘酷的爭鬥之光，但他們都無一例外地擁戴並推崇倉央嘉措這顆愛的太陽。
倉央嘉措，佛法密宗的最高修持者，永恆不衰的西藏代言，信仰的靈魂。從這個意義出發，我清晰地看見了《伏藏》的讀者：
謹以此書獻給：有靈魂的人和尋找靈魂的人。
倉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時時刻刻誘惑著我，但這並不是我寫作《伏藏》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理由還在於當下生活中日益嚴重的精神衝突。
精神的衝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發生著，而我們卻毫無察覺。蠅營狗苟的人際以強大的力量拖累著我們，迫使我們用最明亮的眼睛去偵察最渾濁的事態。無聊糾纏著，庸俗糾纏著，乏味糾纏著。我們死了，精神早已在衝突之前就死得一乾二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行屍走肉，有多少沒有靈魂的軀殼，我不敢數，一數就會把自己數進去。也許僅僅是為了當別人在清點行屍走肉時，不至於把我也算進去，我才想到了倉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伏藏》是一本關於人與靈魂的書。靈魂就是信仰。
我是一個信仰佛教的人，一個有神論者，這本書也是表現佛教的作品。但我無意於奉勸大家皈依佛教，因為我並不認為信仰就等於宗教，並不認為皈依了宗教就等於有了信仰。人可以沒有宗教，但不能沒有信仰。皈依宗教是尋找一個集團，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佛說，既沒有眾生也沒有佛，只要你積德行善，你就是佛。作為包括宗教在內的人類精神現象，信仰首先關注的是人類精神的純潔與高尚，是虔誠的自我奉獻而不是可恥的損人利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清貧、節制、利他、救度、和諧等等，而不是相反。但在我眼裡，信仰正以驚人的速度向低地滑落，迷惘和無主正在成為刈害生命的幫凶，炸藥嗆人的熱息正在銷蝕所有的涼爽，人心在義無反顧地走進黑夜之後卻沒有迎來朝暾與雲光。
沒有道德約束，沒有良心發現，沒有神，沒有魂，沒有救贖，沒有主宰，自然就沒有誠信、包容和善良，成人之美和與人為善已是難上加難。當世界性的精神危機電掣而來時，當無數人不能用信仰保證自己擁有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