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你會遇到對你來說特別的事，那就像地震，在相當遙遠的地方剎那間發生了又消失，可它製造的漣漪持續不停，最終久久震撼了你的生活。機緣湊巧，我的那一樁就發生在初窺生活堂奧之時。
先告訴你另一樁吧。高中時我有個沉默的女同學，身材普通，眉毛很濃，眼神鬱悒，極不引人注意。課堂上她不會舉手，班會上迴避發言，沒有朋友，形單影隻，像塊吸墨紙，稍愉快些的光線照到她都會顯得唐突而化為無形。1989年夏天，我們學校跟札幌的一所高中成了友好學校，來了一個師生訪問團，所有人都擁去了日語角，我回到教室時看到她獨自坐在座位上。她好似永遠粘在了座位上。那時每到周末，她父親都來學校宿舍接她回家，她總是與之爭執，百般不願。我們只看了個莫名其妙，內心陰暗的男班主任卻發覺事情蹊蹺，逮住她逼問出了隱情。原來這姑娘的母親去世得早，幾年前她父親開始強姦她。算起來，也就是我故作倦怠的少年之態之時。
後來我設想過如果我是那老師，在那年代會怎麼辦。我沒有答案。無論如何，那老師很沉得住氣，找到那禽獸父親，警告他不要再來找她，也不許逼迫她回家，交換條件則是不予揭發。罵了一通我操你媽的你他媽的還是人嗎之類的，自不必提。那父親乖乖地接受了這個條件又違反了約定，因此隨後那老師把這事當作班級必須處理的麻煩，交代給教室後排的幾個流氓。他們把那父親揍得服服帖帖，這件事就圓滿解決了，沒人受傷害沒人進監獄，一切都好，就像酒盅里的火苗口交般愉悅地舔著酒壺。那女孩繼續沉默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很少挪動，彷彿稍一起身就會泄露那個班裡包括我在內共有七個人知道的秘密，直到兩年半後考上三流大學——重要的是它在外地不在S市。
離開我們那種地方何其重要，我們心知肚明，覺得她這下子可以開始新生活了。
誰料到，那個班主任既做了功德一樁，便有些得寸進尺地作為恩人和導師給那女生寫起信來。某封信被也是我們學校考去的一個女生偷走了，她瘋狂地想知道一個五十多歲的男老師和他的女學生說了些啥。她發現了啥？什麼都沒有，除了一個變得慈悲的老傢伙「你要鼓起人生的風帆」之類的絮絮叨叨。
失望之餘這女生編造了一個師生戀的故事傳播了出去。然後在讀了兩個多月大學之後，某個下午的英語課上，第一個姑娘好端端地坐在教室里，突然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喊叫，從此就瘋掉了。我聽他們學校的一個見證人說起過這件事。他說，可嚇死我了，整棟樓都聽見了，那得多瘮人，你自個兒琢磨吧。
我能琢磨啥？我琢磨事情本來可以不這樣，可以完全不這樣也可以不完全這樣。我琢磨最終有什麼她一直竭力控制的東西在腦子裡炸開了一片白光。我不知道後來情形如何，不知道那女生是去了精神病院還是哪兒。在十九歲，剛剛得知這個故事的那個暮色漸濃的時刻，我只是琢磨也許那個把親生女兒操瘋了的老傢伙，懷著無限的痛苦與悔恨把她接回了家，這下他可以操個夠了。
S市人都是瘋子，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那種為了喝杯熱酒把酒從酒壺倒進酒盅，點燃酒盅烤那隻酒壺，酒壺還沒烤熱，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燃燒的酒盅一飲而盡的瘋子。聽來也許言過其實，可至少那時候，他們就是那樣。即便如今，他們的特質也保留著，還將長久保留，只不過不那麼顯性罷了。我們這些千里求生的移民的後代，在躍出藩籬、彼此踐踏方面真是才華橫溢。
不早不晚，劉婭楠就出現在那時候。
1998年，在電台播音間的昏暗光線下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不快樂小姐的一員。當時她十七歲，穿淺棕色羽絨服，內襯灰色毛衣，扎著頭髮，看人會低頭，面孔幼稚，就是當年十七歲女孩的樣子。可很難解釋原因，可能是神情所致，我有一種感覺，她有某種與年齡極不相襯的老舊的氣息，更像某個年長女人年輕時的拙劣仿製品。任何人都能感覺到她與人格格不入。
如今我已經不太記得她的容貌了。姿容秀麗，肯定的。看上去未經人事，缺乏信心，隱隱抗拒。她缺少我後來見過的不快樂小姐的特徵。她很正常，安靜。
她是來投稿的。那時我主持一個夜間節目，任務是拖慢節奏念幾封表達思念或悔意的信，製造一點兒臨睡前的傷感。我大概缺乏那個行當所需的才能，不過那種節目正在黃金時期，即便做得馬馬虎虎，我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歡迎。多數人會寄來他們寫給某人的信，多半是寫給戀人，少數人才會登門投稿。當時她向我敞開心扉一角，也許是因為這節目的特色所致，也許是因為她知道，我感受到了她那不是快樂不起來而是拒絕快樂的波長。
她的信是寫給一個小學同學的，以「張婷，你好」開始，以「希望你也記得我們一起做手工作業的日子」結束，無非離開家鄉之後再沒相見你還好嗎之類。無論如何，她把那封平淡而寂寞的信放在一邊，從毛衣口袋裡拿出一個錢包大小的迷你相冊——相冊封皮上印著千紙鶴——決定讓我看看她的畫稿照片。那些照片令人不適。那類似於戈雅的一個時期，還有某個我不記得名字的法國版畫家，或者真正有繪畫知識的人了解的其他的什麼人。她畫的是怪物在吃掉一個孩子之類的東西。有的血淋淋的，有的看得出來是墳墓。要是你想到她是個孩子，那麼你會忽略掉那不夠高明的筆觸色彩，從心理層面嚴肅地對待它們。我確定我的待客笑容凝固在了嘴角。
我問她，為什麼要畫這些？你覺得自己有心理問題嗎？她似乎被我的坦率嚇住了，點點頭，說有吧。這些畫會讓人不舒服，我告訴她。這句話過界了，她的眼神明顯熄滅了一下，變得警覺、疏遠。我們還聊了一些什麼，不記得了。我肯定開導了她一番，雖是無用的廢話，態度口吻卻想必讓她感到安慰。對於不快樂小姐，我要比一般人更有耐心些，甚至懷有一種葉公好龍式的愛心。畢竟，更年輕的人的不快樂我也曾深有體會。然後她就離開了。
這是下午的事。當天晚飯後我去打了幾局斯諾克——那時我正對斯諾克入迷。按照分數大小，乾脆利落地將一隻只小球從巨大的檯面上清理乾淨很有成就感，球落袋的聲音令人滿足，又給我一種冷靜、睿智、橫掃千軍的錯覺。斯諾克不同於九球——當然，更高級。圍著球台走動時你忽然像個洋派紳士。畢竟那時候沒人知道什麼是紳士，而我才二十三歲，做著當時可謂浮華的工作。
離開我們那種地方何其重要，我們心知肚明，覺得她這下子可以開始新生活了。
誰料到，那個班主任既做了功德一樁，便有些得寸進尺地作為恩人和導師給那女生寫起信來。某封信被也是我們學校考去的一個女生偷走了，她瘋狂地想知道一個五十多歲的男老師和他的女學生說了些啥。她發現了啥？什麼都沒有，除了一個變得慈悲的老傢伙「你要鼓起人生的風帆」之類的絮絮叨叨。
失望之餘這女生編造了一個師生戀的故事傳播了出去。然後在讀了兩個多月大學之後，某個下午的英語課上，第一個姑娘好端端地坐在教室里，突然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喊叫，從此就瘋掉了。我聽他們學校的一個見證人說起過這件事。他說，可嚇死我了，整棟樓都聽見了，那得多瘮人，你自個兒琢磨吧。
我能琢磨啥？我琢磨事情本來可以不這樣，可以完全不這樣也可以不完全這樣。我琢磨最終有什麼她一直竭力控制的東西在腦子裡炸開了一片白光。我不知道後來情形如何，不知道那女生是去了精神病院還是哪兒。在十九歲，剛剛得知這個故事的那個暮色漸濃的時刻，我只是琢磨也許那個把親生女兒操瘋了的老傢伙，懷著無限的痛苦與悔恨把她接回了家，這下他可以操個夠了。
S市人都是瘋子，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那種為了喝杯熱酒把酒從酒壺倒進酒盅，點燃酒盅烤那隻酒壺，酒壺還沒烤熱，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燃燒的酒盅一飲而盡的瘋子。聽來也許言過其實，可至少那時候，他們就是那樣。即便如今，他們的特質也保留著，還將長久保留，只不過不那麼顯性罷了。我們這些千里求生的移民的後代，在躍出藩籬、彼此踐踏方面真是才華橫溢。
不早不晚，劉婭楠就出現在那時候。
1998年，在電台播音間的昏暗光線下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不快樂小姐的一員。當時她十七歲，穿淺棕色羽絨服，內襯灰色毛衣，扎著頭髮，看人會低頭，面孔幼稚，就是當年十七歲女孩的樣子。可很難解釋原因，可能是神情所致，我有一種感覺，她有某種與年齡極不相襯的老舊的氣息，更像某個年長女人年輕時的拙劣仿製品。任何人都能感覺到她與人格格不入。
她不是為了讓我震驚而故意停頓，但還是起到了效果。那間客廳，劉婭楠與人合租的房子中的一間，在天色映襯下，比她的面容更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記憶里。後來，我一想到那間屋子就回想起驚訝之感。她說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客廳里沒有地板，是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