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著一個「三才」思想觀念。它反映在《易·說卦二》，其文云：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這就說明，中華先民的宇宙觀是「天地人合一」論，而三者皆以「才」為之標稱，是「才」之重要可知。換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才」者，其義可思。蓋道者，就其質性含蘊而言，才者就其功能表現而言。中華漢字的「才」，本義是標示植物的萌生，無限的生命之力正在開始發展發揮。
「三才」包括了宇宙萬物、人生社會的一切事物、活動、表現、成果。明人編纂的巨著《三才圖繪》，正是此義的一個具體理解與紀錄。
中華先民認為，天有天之才，如風雲雨雪，寒暑推遷，皆是也。地有地之才，如山川動植，金銀玉石，皆是也。而人獨為萬物之靈，即天才地才所孕育之精華的最高表現是也。
中華先民達到了這一認識，方能有《易經》這樣的著作產生。
人的價值、使命、功能、抱負……，都由這兒開始，而且不斷發展對這種認識的深入思索、反覆探求的智慧活動。
是以，我曾將這種認識標題為「三才主義」(見《中國文化》第8期)。
古人從「三才」的認識自然達到了下—步的緊跟著的認識，必須「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必如此，方為能盡天之賦才。不然者，即非「順性命」，而成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內。
從這兒，就發生了人才的遭際與命運的問題。這個問題也許就是人類文化所不斷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個根本問題。
因此，中華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別重視這一最大問題的學問。
經、史、子、集，統統是人才的思維言行的結晶紀錄。虞書禹謨是如此，「太史公書」是如此，孔、孟、老、庄是如此，李、杜、歐、蘇也是如此。 以上明了之後，方可歸題於小說這門學科。當然所謂小說，是指中華小說，特別是明清兩代的章回小說而言。
文學基本常識，西方對小說的定義不同於我們的文化傳統觀念。在我們，小說是史之支流，所謂稗史、野史、外史、異史、外傳、別傳……，都是此一觀念的體現命名。「講史」又是「說話(說書)」市井文娛中的首位分支專科。現存的歷史類演義小說從「開闢」一直到清朝、民國的厲朝各代都齊全了還不算，別的小說也總要「掛靠」一個某朝某代的歷史人物或事件，連《金瓶梅》《西遊記》，總無例外。不叫「史」就叫「傳」，其名似異，其質一也(如《三國》最早刊本也叫「傳」，《水滸》是「傳」，「說岳」是「傳」……「海上花」也是「列傳」……)。
講「史」畢竟為了何事？當然可以說是為了興衰治亂，溫古鑒今；但略略追進一步再問興衰治亂是因何招致的？於是回答便落到了治國安民的聖君賢相、文武良材——問題就立刻顯明了：原來，講史就是講的人、人物、人才。此點最關緊要。
好的君相將帥，就是出眾的人才，這些人才的得用(能展其才)，便造成治世昌明的局面；如若相反，人才埋沒、屈抑、損害，則造成了亂世塗炭的時期。因此，講史中尤為受歡迎的「講三分」(三國故事)，就是讚歎魏、蜀、吳三方的各自擁有的出色的文武人才。
這兒，就包括著他們的遭際與命運的問題。小說中的「後人有詩嘆曰……」正是良證。
唐代大詩人李義山(商隱)寫下過兒童慕效三國人物的句子，而且自己的感嘆是：「管樂有才真不忝(指諸葛丞相)，關張無命欲何如！」這就完全是他對人才的痛切的感嘆。宋代大詞人蘇東坡(軾)則寫出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東坡也記下過聽說書的群兒向蜀反魏的表現，但他自己十分讚美的卻是東吳的周郎，他那「羽扇綸巾」的儒將風度，他那「雄姿英發」。
這兒已經表明：打動詩人詞人的，並不只是「傾向」於三國中哪一方的事情，而是人、人物、人才！而是那些人才的遭際與命運！
此義明了之後，才會懂得：為何《三國》故事之後，又出了同樣為民眾熱情傳述的水滸英雄的故事。
東坡是北宋人，時在徽宗之前，所以他心目中仍然是三國風流人物。而到元明之時，文家藝匠，便轉而讚歎宋江等三十六英雄了(如龔聖作《贊》，陳老蓮作畫)。
什麼叫「英雄」？一定就指「拿刀動斧」的武士？非也。英，是植物的最高結晶表象；雄，是動物的最高形質表象——兩者合稱一詞，代表「地之才」的精華，而又藉以讚美人才的出類拔萃者。「雄姿英發」，兩個字已經分出同現了。 「英才」「雄才」，也是中華漢語文中的常用的美稱之詞。
那麼，《水滸》何以能與《三國》同列而媲美呢？它的獨特價值又在哪裡？
答曰：《三國》人才，不出帝王將相；而《水滸》作者[注]卻不去再寫那些人，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寫一大群「強盜」——被人賤視、敵視、惡視的犯法犯罪之人！
那位作者認為：我要寫他們，他們並不是天生的壞人惡人賤人，相反，他們本是頭等人才，即英雄人物，而他們遭到的不是展用施為，盡其才美，卻是屈抑陷害，落得家破人亡，無立足境。
「逼上梁山」，這個成語，已經變為一個「典故」使用了。
所以《水滸》的主題仍然是人、人物、人才，不過加進來的是因時代、身份、環境等等原因而遭到了令人悲憤難平的命運播弄。這也就是昔人目之為「憤書」的真正義理。
此義明了之後，方能談及理解《紅樓夢》的這一重要課題(本文中，《紅樓夢》一名只指曹雪芹原著)。
曹雪芹是怎麼萌發要作此小說的意念的呢？因素動機，自然並非單一的(可參看拙著《曹雪芹新傳》)；但其中主要的一個是來自他對《水滸》的感受與觸發。
當世研究者皆已看到，《紅樓夢》之所以取一家族、家庭眾多婦女為題材， 是受《金瓶梅》的啟迪，這原不錯。但大家卻仍未曉悟它受《水滸》的影響更大，更直接。前者的啟迪是「形式」方面為主，而後者的影響則是「精神」方面的居要。
雪芹之作小說，一貫的精神是「又繼承又翻轉」。對於《三國》《水滸》，他深識其寫人才的主旨，所以在這一點上他是繼承踵武；然而他的價值正在於絕不肯重複前人陳言舊套。他以為，無論帝王將相也好，還是草寇英豪也好，都可歸於「鬚眉濁物」一類，亦即不出「一丘之貉」，是斷不肯再寫這種「濁」氣滿身的人物的了，他要「翻轉」，大筆重彩地集中多態地去寫歷來為人忽視、歪曲、 作踐的女性人才——即脂粉英雄！
「脂粉英雄」，是個獨創的文學語言，也是人的價值觀的新奇表述方式。此語即見於芹書之第十一回，託言秦可卿臨逝與熙鳳夢中永訣諄囑，其言曰：
「嬸嬸，你是個脂粉隊里的英雄！……」
請看這是何等的一種心胸眼界！庸常之輩(包括男子)，能見及此而道得出否？(鳳姐本是全書中男女二主角中之女主角[男為寶玉]。雪芹全力寫她的超眾之才，但被程高的續本徹底歪曲了這個原為雪芹高度評價的人物。參看拙著《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下編。)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中國小說專家浦安迪Andrew H. Plaks教授所著《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已有中譯本問世)，強調中國明清小說名著皆是文人手筆，已不同於市井瓦舍「評話」的質量風格——他在中文版上用華語自撰的弁言中稱之為「文人小說」，原話是說：
「首先，本書的核心論調原來是從比較文學的觀點出發的，即視明清小說文類為一種歸屬於書香文化界的出產品。因此始終標榜這『文人小說』的概念。」
好一個「書香文化界」！我們中國學者似乎自己還不肯(不會)如此措辭宣義。雪芹確實當得起這個書香文化界作家的美稱，這種人喜歡從中華漢字文化特點上運用「對仗」修辭美學手法，所以他是有意地要與《水滸》構成工緻的對仗主題——
綠林好漢
紅粉英雄
紅粉即脂粉，「紅粉佳人」原與「綠林好漢」對得更工，但雪芹對已有的「佳人才子」派小說在《石頭記》開卷就表示了批評與不滿，故此略將「紅粉」變換了一下，並且另創了」脂粉英雄」一個絕妙嶄新的、耀人眼目開人心胸的主題「宣言」。
何為脂粉英雄？今天的語言就說成是「女性人才」了，這很好懂。(當然，漢文上的風格情趣上的差別，就不暇在此細論了。)
因此，從芹書本身取證，也就不難理解，例如——
一，雪芹自言，那些親見親聞的閨友的「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