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東君與我當屬君子之交。我倆同處一座城市，電話常打，卻免掉了吃飯喝茶之類的客套。疲於觥籌交錯間的周旋，真難得這種可以淡然相處的朋友。我曾同家人感嘆：倘若真逢亂世，可以在危難之際託孤的朋友，就只是繼東君了。
畢竟是朗朗乾坤，太平天下，我用不著託孤給繼東君，他也可以從容地去做記者。如今很多職業或群體的形象早就典型化了，儘管他們自我感覺良好，可在百姓眼裡卻並不是那麼回事。比如官員常讓人聯想到貪污腐敗，演員常讓人聯想到偷稅、濫交和吸毒，記者常讓人聯想到有償新聞甚至新聞訛詐。而繼東君實在是位令我肅然起敬的記者，儘管我對他的敬意常表現為朋友間的調侃。
然而，我讀了他的《生活沒有旁觀者》，感覺這是本不敢隨意調侃的書了。書中收錄的文章多是繼東君有關歷史與現實的思索，我大多早就讀過。繼東君每每寫了自己滿意的文章，總要先送我看看。其實，他對自己文章的所謂滿意，並不是作文小技上的孤芳自賞，而往往是感悟到了令自己靈魂為之震撼的東西。記得他寫完《從李輝到藍英年》時，很興奮地打電話給我，隨後就送來了複印件。這篇約兩千字的文章，我讀了近一個小時，有的句子我忍不住要倒回去咀嚼好幾遍。終於讀完之後，我不禁仰天唏噓。李輝是研究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命運的學者，藍英年近幾年潛心前蘇聯作家命運的研究。繼東君對比了兩位學者的思考，感覺到的是難以名狀的蒼涼與沉重。他的這種感覺立即籠罩了我。讀著這樣的文章，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都會像繼東君一樣，拷問歷史，審視現實。繼東君後來又告訴我，文章終於被好幾家刊物發表了，卻不得不刪掉有些句子，很是惋惜。我安慰他說，你自己留著「善本」吧，總有一天會「足本」發表的。我相信歷史總要不斷進步。
收進書中的《陽光下的備忘錄》，是關於幾位知識分子命運及其思想的採訪。這些知識分子，都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受盡磨難的，當他們的負罪之身得以自由後，面對越來越感到陌生的現實，他們的靈魂卻從未真正自由過。他們也許註定要在靈魂孤寂中老去，就像他們很宿命地經受了昔日的苦難。繼東君萌發這個採訪動機時同我談過，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意義的事，但又預感到這也是項很難堅持下去的工作。我並不懷疑繼東君的毅力，而是覺得歷史的塵埃並未完全落定，他的工作有些冒險。繼東君沒顧及什麼，開始了他的採訪。他先後採訪的九位老人，當年都充任著各種各樣的社會角色，編輯、教授、詩人或藝術家，而他們共同的成分就是知識分子。這大概也是他們之所以落難的根源。不知是知識分子本身的原因，還是別的什麼，中國的真正的知識總是同現實環境矛盾著。正如繼東君採訪過的一位老人所言：五十年代越左越好，我是「右派」；現在「右派」翻身了，我又成了左派。不管這位老人關於左和右的界定是否合理，他道出的中國知識分子靈魂深處永遠的尷尬卻是真實的。這項採訪最後沒有按照繼東君的計畫圓滿完成，好在到底部分地實現了他的願望。不然，再過些時日，這些活生生的歷史就永遠塵封在黑暗的時間隧道里了。
我的《國畫》出版後，有很多知根知底的朋友問及：向繼東是否就是你小說中的那位記者曾俚的原形？我怕侵害了繼東的某種權益，只是含混地笑笑。後來繼東自己告訴我，北京一位學人調侃說他就是曾俚。看繼東自己並不忌諱，我鬆了口氣。的確，我刻劃曾俚這個人物時，腦子裡浮現的常常是繼東君。他平時沒事是不打電話給我的，若有電話過來，準是又採訪了某樁令人憤恨的不平事。
繼東君說：「大千世界，芸芸眾生，各有各的活法，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覺得，在當下，除了物慾，似乎還有別樣的東西。」繼東的「別樣東西」是否太凝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