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是帶著原罪來到這個世界的。我尚未出生時，父親就因言獲罪，被遣回鄉下老家勞動改造了。我從記事起，就感受著歧視和侮辱。因而，自小母親對我的家訓就是：緊閉言，慢開口。
媽媽彷彿一輩子都生活在惡夢裡。直到我大學畢業後，要去縣政府上班，媽媽仍不忘告誡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謹遵母訓，我從參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顯得少年老成。我至今還記得自己在家鄉縣政府工作的情形：成天低著頭，邁在細碎步子，笑嘻嘻的。領導和同事都說我謙虛謹慎，可成大器。那幾年，我真可謂仕途通達。可我心裡總是彆扭的，望著衣冠楚楚的人們，提著或夾著公文包，梗著脖子在政府大院里來來往往，像是演木偶戲。儘管如此，我卻很自覺地加入了木偶戲的行列。
終於有一天，我厭倦了這種日子。我骨子裡畢竟流淌著父親的血液，生性耿介，內心真話不說就悶得慌。其實，我自己知道這就是所謂不成熟，正是官場那些極具涵養的人所輕蔑的。但我恰恰討厭這種涵養，寧願顯得幼稚。中國的許多事情就是被這種倒背雙手、面帶慈祥、踱著方步、貌視君子的很有涵養的人給辦糟了。
於是，我試著寫小說。我覺得小說是最能自由表達的文學形式，可以讓我的靈魂信馬由韁。我的小說多是描寫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間，讀者朋友喜歡看。洪水先生認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標準寫官場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義上的批判。他說我的小說可貴之處在於把官場當作一種文化或民俗來寫，因而比一般的同類題材小說顯得深刻。讀者朋友來電來信時的鼓勵卻總讓我不安。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讀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諸文字寄給我，指望我能為他伸張正義。我無能為力。這些善良的讀者把自己喜歡的作家當作社會的良心了。我很慚愧。
我便不由得懷疑文學的功用了。文學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擔得起那麼沉重的負荷！現在電視里每天都播放著逗樂的節目，老百姓愛看。我想，讓老百姓每天勞作之後，看看輕鬆的電視，什麼事也別想，明天該幹什麼還幹什麼去，多好！但長此以往，會不會馴化出一個很淺薄的民族呢？於是我仍然執謎不悟地寫著自己認定的小說。這個時候，我知道自己也許有些堂吉訶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學者在評價顧準時說過，真正的知識分子註定是悲劇命運的歷史承擔者，因為他們要提前預言一個時代的真理，就必須承受時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劇。我知道自己無力成為這樣的知識分子，但我讀了這段話感到很安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儘管我業餘創作小說，八小時之內的工作仍是賣力的。我遵守著一個現代人起碼的職業道德。又因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畢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們見我工作不錯，又能寫小說，越發認為我是個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門呆的機關就越來越大。
可是，機關越來越大，我作為作家的那一面就呈反比例一步步縮小。到了更大的政府機關，作家就不算什麼了。可我仍屢教不改、執迷不悟地寫，而且越寫越瘋，越寫越不像話，越寫越儼然像個作家，居然還寫了長篇小說《國畫》。當有人知道《國畫》出版後立即暢銷全國，兩個月之內印行五次，印數突破了十萬冊，開始大搖其頭。到了這個時候，有人終於認定我是個作家了，我的形象也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計了。此等況味，官場外面的人是無從體會的。官場衡量人成功的尺子只有一把：看你當多大的官。作家，算老幾？
作家總是這樣，在他生活的時空間，有人喜歡，就有人不喜歡。這不稀奇，上帝還有人詛咒哩！有種論調，說我的小說沒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我是願意接受任何批評的，不過也想請教這些方家，古今中外有哪部文學巨著全面地反映了生活？《紅樓夢》沒有，《悲慘世界》沒有，《戰爭與和平》也沒有。我們看《教父》，誰也沒有認為美國只有黑社會；我們看《金瓶梅》，誰都知道宋代或明代除了西門慶和他的女人們肯定還有別的芸芸眾生。我等德能，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生活。對此類批評，除了付之一笑，我想像不出還有什麼更文明的態度。但有的人在骨子裡也許並不會對我微笑。有朋友向我傳遞過一個消息，說是某位很有些身份的人看了我的《國畫》，咬著牙根說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可以槍斃他十次。聽了這話，我心裡倒是凝重了。我在一篇小說裡面說過，中國一萬年以後都有可能再爆發「文化大革命」。難道不是嗎？那些想槍斃我十次的人很懷念「文化大革命」哩！「只有喪失良知的人才會仇視良知。」這麼一想，我無所畏懼、付之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