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徐老師：
我現在江蘇的一所大學教書，副教授職稱，因為想考博士，所以現在在復旦大學讀訪問學者，準備下學期考博。我現在有些迷茫。
我屬於你說的那種30多歲反而又不知自己適合幹什麼了那種人，很是慚愧。在高校教書，我感覺就像是提前退休一樣，待遇一般，而且我研究生讀的是工商管理，教學沒有實踐經驗，還是有些缺憾。
如果放棄讀博，到企業去干，就得放棄教學，我現在還是拿不準。
但是如果拿出三年的時間去讀博士，就為了寫博士論文。國內的博士你也是知道的，因此，付出的代價很大，包括家庭、孩子、自己的年齡。我四年前拿到了全國註冊評估師資格，也一直沒從業，也沒什麼經驗。
如果讀博士，還是不能做這個，很是可惜，就在讀博士這個問題上，我還是猶豫，當然如果在高校待著，讀了博士應該比不讀有用，起碼將來評職稱等有用。面對這些選擇，我真的不知道頭緒在哪裡？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因此，現在有些迷茫，請您百忙中賜教。
迷茫的，副教授
親愛的迷茫的副教授：
你的來信雖然簡短，但你提出的問題其實並不簡單。你的迷茫，簡直讓普通人感到失望！一個32歲的副教授，是成功的典型和榜樣，是社會的精英分子，有什麼可猶豫迷茫的？這不是沒病找病嘛？
詩曰：教授不知愁滋味，為考博士強說愁！……
但是我知道你的痛苦有普遍性。你的痛苦，表面上是面臨幾個好的選擇，不知道自己幹什麼最好——大學、企業？博士教授、商人經理？但實際上你的心靈深處，隱藏著對中國目前存在的一種「人才價值不平均率」的無奈和苦惱。
在一個正常發展的社會，或者說，在一個社會發展走過了轉型期的社會，比如歐美日本，人們在選擇職業時，可能也會有「企業」還是「大學」、「經商」還是「從政」、「學術」還是「應用」之間的兩難選擇和困惑。但是，在那裡，人才的價值基本上已經進入到「人才利潤平均率」的規律之中。去企業做，工資可能比較高，但風險加壓力，有些人就寧可選擇大學；在大學，雖然精神的自由加生活的寧靜是企業所無法比擬的，但更有人願意在市場上槍林彈雨，冒險追求自己對於財富的無限野心與抱負。
在這些發達國家，無論在政府工作、企業工作，還是在學術單位工作，同等學歷、同等年齡人們的收入基本是平均的。當然不同的地方工資有高有低，但是，那裡絕對沒有中國這個急劇發展中的社會所獨有的這種非常奇怪而不公平的「人才利潤不平均率」。
好了，我來給我發明的這個名詞做一個定義吧：什麼叫「人才利潤不平均率」？簡單說，人才利潤不平均率，是在中國政府、學術機構、國營企業、外企、私企之間系統存在的報酬體系不平等、不平衡現象。
根據我老人家在中學水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市場經濟中)存在一種「利潤平均率」——自由競爭使得市場各行各業的利潤率趨於平均。一個行業有暴利，大家都來做，結果導致這個暴利下降；一個行業利潤薄，做的人就少，於是使得這個薄利漸漸提升……看不見的手，在調整著社會的經濟利益。這就是所謂的「利潤平均率」。
既然資本的利潤有一個平均率，那麼，市場經濟中最核心的資本——「人才」的利潤，也就是人才的價值，顯然應該也有一個平均率。因為經濟行為中最大的成本和利潤都和人才有關。因此，人才利潤平均率，事實上是發達市場經濟中一個既定的規律。
更有甚者，發達國家的人才，在政府、企業、學校、地域之間是自由流通、相互競爭、永遠不斷地在爭搶攀比的。所以，無論是政府，還是大學，還是企業，「邊遠」地區，要留住人才，就必須不斷在人才價格(工資)與價值(待遇，包括非物質因素)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這個平衡點的出現，就是「人才利潤平均率」的實現。
不幸的是，在中國這個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社會裡，社會各階層都處在急劇的變革與轉型中，變革與轉型，本質上就是調節其與社會各方面相關的不合理的利益關係，「資本利潤平均率」首先還沒有形成，官商壟斷和權力尋租造成巨大的不公平現象。而在人才領域，人才價值衡量體系的不對稱現象就更加嚴重。換言之，「人才利潤不平均率」在中國是一個客觀現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社會各界心態不平衡的根源。
這個現象的存在，也許是暫時的。但對於今日的奮鬥者們，它的現實存在卻是顛覆性的。因為它顛覆了人們從事自己想做的工作的心態平衡，使得本來就倍受社會不公平之壓的中國知識分子，痛感市場居然也如此不公平。
這是一個不同體制並存、不同價值共生、不同思想共鳴的時代。體制、價值和思想的不同，導致了人才共同價值的不均等。全國各地許多民辦學校里，老師上一天課的報酬，往往可能超過官辦學校老師一個月的工資；許多脫離了政府或官辦機構而進入企業、私營企業、外企的踏浪趕海的勇敢者，一個月的收入，每每可能超過傳統僱主那裡一年的薪水！
在這個多種經濟形式、多種僱傭關係並存的中國，「人才利潤不平均率」，正在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刺激和搖晃著許多本來心安理得、風平浪靜的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使得他們在簡單的算術面前，失去了心理的平衡！
80年代嘲笑別人「下海」嗆水的枯乾的笑聲，還沒有從耳邊消失，21世紀在市場經濟、知識經濟時代崛起的一代新人，已經帶著驚人的財富遠航歸來！嗚——嗚——嗚，這是財富的呼叫，這是價值的凱歌，這是地位的榮耀——嗚、嗚、嗚——很多人，居然把勝利的號角，吹到了國家政府最高殿堂里，作為新興社會階層的代表，在政協人大會議上，和黨和國家領導人平起平坐，舉杯相慶，共商大計，成為這個新時代的一代天驕！
一個從事簡單勞動的工人，他的選擇其實是不多的——無非是在勞動力市場上，在五百元月薪離家近和六百月薪離家遠之間「困難」地徘徊。但一個從事複雜勞動的知識型僱員就不一樣，他在一個地方可能只值一個月一千人民幣，但他在另外一個地方，可能就會值一萬人民幣。人才價值，也就是人才利潤，一夜之間能夠普遍升值十倍甚至更高。
學術、政府和企業，知識分子就業的三大領域，存在著驚人的人才利潤失衡：政府機構薪水最薄、待遇最差，但權力、特權和顯赫的地位，使許多人慾罷不能；學術科研機構，雖然工資總是那麼低，但是有充足的自由時間，有相對的精神空間，也有業餘創收兼職賺外快的可能，所以人們一邊憤憤於外面的花花世界一邊又戀戀於自己的教研室；收入最高的外企、私企或自己創建的企業，是這個時代最性感的去處、最撩人的部位、最擁擠的樂園，但是，企業的風險、經營的壓力、商場的「污濁」以及金錢必然帶來的人際關係的複雜化，對於傳統知識分子的傳統價值觀念、人格心理、素質組合往往又形成生硬而疼痛的挑戰。
中國政府正在提高它的僱員的工資。大學教授的待遇不如一個補習班老師的情況，中國大學也不想繼續下去。當先進生產力已經進入了中國教育的某些領域，並且在人才利益報酬上顯示其強大功能的時候，我們的大學，將不得不在變化的路上，找到一個既能留住世界一流人才，又不至於導致大學破產的薪酬和待遇制度：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向全球求賢：院長工資待遇100萬人民幣！」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向世界求賢：項目負責人年薪50萬人民幣！」
「南京大學某某項目主任，年薪20萬人民幣！」
這樣的報道，已經不再是什麼新聞。教授工資超過10萬以上的，根本不再令人興奮。更令人興奮的是，經濟領域的深入改革越來越體現出科學與知識就是生產力這個真理的力度，大學裡傳統意義上的研究者，越來越多地被捲入經濟大潮，等他們從水中爬上岸時，褲兜里已經裝滿了從企業家那裡分來的螃蟹和魚蝦！不愛實物的，有貨幣；不喜銅臭的，有實物。我認識一個管理諮詢教授，在替青島橡膠二廠(生產避孕套)做完一個諮詢項目之後，家裡有連他孫子可能都用不完的超薄產品！我說孫子肯定不夠用，他堅持說孫子再像爺爺，也不可能有那麼高的使用率！
我一直非常推崇的陳章良的故事，其實就是這個冰山迸裂的第一個清脆的聲音：它宣告了知識分子終於可以用自己的智慧來創造財富。國家終於認識並承認了，知識分子創造的財富，本來就是他們自己應該擁有的酬勞！
從本質上講，大學不是經商掙錢而是搞學術思想的地方。但是，側重社會實踐的許多專業，比如工商管理，你不介入商業諮詢簡直就不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擁有方正股份的王選教授，你能說他不是偉大的學者科學家嗎？哈佛大學的法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