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中篇小說
作者：王小波
首次出版：華夏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4年9月
（楊早 撰）
當國內讀者有緣拜讀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時，它已經獲得過台灣第13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獎，並在香港、台灣出版了單行本。對國內文壇而言，他是一個闖入者，被某評論家稱為「文壇外高手」。
即使《黃金時代》出版之後，王小波仍未以小說家身份引起足夠的重視。他的作品少人喝彩，他的投稿屢屢被拒。這位匹茲堡大學東亞學碩士、前北京大學社會學所與中國人民大學會計系講師，晚年更多地被看作一位雜文作者，他的隨筆出現在《三聯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重要報刊上，但專業文學期刊仍然對他視而不見，只有注重先鋒的《花城》每年發表他一篇小說，也許因此，王小波將他的「時代三部曲」交給了花城出版社。
王小波沒有看到他的隨筆自選集與小說集的正式出版，便於1997年4月11日去世。死亡似乎喚醒了什麼，王小波突然獲得了生前從未享受的殊榮，各報刊紛紛發表紀念、研究文章，他的文字不斷結集、出版，一批批年輕人模仿他的筆調，並自稱「王小波門下走狗」……王小波之死，成為1997年乃至世紀之交的重要文化事件。
王小波並不是真的天外來客，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這些作品不少都發表過，卻從未引人注意，其實在當時的文學情境中，這些篇什相當可觀），他還保持著純美的想像和色調。但是他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消解意識總是作怪，讓他不肯乾乾脆脆地煽一把情。《綠毛水怪》設置了一個聽者「我」來反覆打斷和質疑、嘲諷老陳的敘述，反而很好地濾清故事本身的荒誕不經，真正凸顯的是妖妖那類人對庸常生活的反抗和決絕。《地久天長》描述的是烏托邦式的青春友誼和快樂，可是邢紅、大許和「我」之間的三角設置顯然不可能一直維持。讓邢紅落入死亡的俗套實在是作者的不得已，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對小說「現實性」的妥協。這種不成熟到了《黃金時代》就蕩然無存。《歌仙》對十全大補劑式傳說的反諷顯而易見，這篇小說帶有魯迅《故事新編》的意味。《假如這是真的》已經開始展開想像的翅膀，卻最終歸結成了南柯一夢。
王小波的「時代三部曲」的時間維度分別指向「歷史」、「現實」與「未來」，「以喜劇精神和幽默口吻述說人類生存狀況中的荒謬故事。三部小說從容地跨越各種年代，展示了中國知識分子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命運」（「時代三部曲」前言），它們莫不是現實的鏡像，而又充斥了恣肆的想像力與狂歡色彩。《青銅時代》被公認為最宏大、最繁複的敘事作品，但最成熟的小說，仍然當數《黃金時代》諸篇。
《黃金時代》寫在雲南插隊的知青王二，與隊里醫生陳清揚之間的性愛故事。王二不堪生產隊長和軍代表的壓迫，與陳清揚一起逃入深山，過了一段沒有束縛和壓抑的生活。回來後，卻被公社「立案」，要求他們交代罪行，並抓他們去出「鬥爭差」。
從表面上看，除了敘述方式比較怪異之外，這部耗費王小波十年時間的成名作與往昔的「知青文學」並沒有質的區別。實質上，《黃金時代》顛覆了整個知青敘事乃至文革敘事中的情慾書寫與規訓體驗。不過，眾多評論者一開始並未認識到這一點，讓他們眩目的是小說中大量充斥著、無所不在的「性」。
我和陳清揚做愛時，一隻蜥蜴從牆縫裡爬了進來，走走停停地經過房中間的地面。突然它受到驚動，飛快地出去，消失在門口的陽光里。這時陳清揚的呻吟就像泛濫的洪水，在屋裡漫延。我為此所驚，伏下身不動。可是她說，快，混蛋。還擰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後，陣陣震顫就像從地心傳來。後來她說，她覺得自己罪孽深重，早晚要遭報應。
晚上我和陳清揚在小屋裡做愛。那時我對此事充滿了敬業精神，對每次親吻和愛撫都貫注了極大的熱情。無論是經典的傳教士式，後進式，側進式，女上位，我都能一絲不苟地完成。陳清揚對此極為滿意。我也極為滿意。
這些段落，如果獨立來看，確實讓人「不習慣」，不僅僅是性描寫的細緻與繁多，而且作者冷靜而疏離的筆調也迥異於將「性」視為禁區，有意迴避或涉足的那種拒斥或迷戀。
率先公開批評《黃金時代》性描寫的是老輩學者吳小如，他自稱「趕新潮」讀了《黃金時代》，卻發現「書中寫男女間的純真愛情幾乎沒有，有的只是在各種背景、各種條件下的男女做愛的細緻描繪」，「說得好聽點，這是給年輕人在性關係上實行『啟蒙』，為人們亂搞男女關係『開綠燈』；說得不好聽，這樣的『天才』作品（包括其它專以性愛為描寫內容的『文學』讀物）實際上是在起著『教唆』作用。」（《「開卷有益」與「杞人憂天」》，《文學自由談》1997年第5期）另有評論直接表示「《黃金時代》只類似於法院存放的某些性犯罪罪犯的案件卷宗（在這類卷宗中，幾乎所有辦案人都無一例外地對性犯罪的具體細節饒有興味）……王小波的性觀念相當陳腐，幾乎都是當代的蘭陵笑笑生」（趙振鵬《王小波，你是只什麼鳥？》，《北京文學》1999年1月號）
王小波的辯護者也大抵在「人性」層面上理解小說中的性，覺得其中「洋溢著人文主義的內容」：「小說中兩性關係的描寫，均發生在一個人性被扭曲的時代。王小波用人類最原始的生存方式，來表達他對人性的呼喚……《黃金時代》的性描寫寄託了作者的理想。」（冷草《王小波和〈黃金時代〉》，《藝術廣角》2000年第3期）他們將《黃金時代》對接新時期以來的人道主義思潮，從中讀出的居然是「超越與飛升」：
王二以性愛領域作為最後的抗爭陣地，分別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情境下和幾位女性演繹出一幕幕不無放縱又不失純美的驚心動魄的性愛故事，並且不厭其煩甚至十分熱衷地向組織如實地詳盡地交待問題的每個細節，以身體語言訴說著愛情的勢不可擋和驚人的浪漫美麗，言說著叛逆精神驚世駭俗的激情與力量，針對荒誕歲月里的荒謬和苦難進行最徹底的反諷和最決絕的反叛，以價值層面上的勝利來燭照慘淡歲月所遮蔽不住的青春、熱情和智慧，從而最終以瑰麗的卓絕的飛翔姿態完成了對於苦難、荒謬的永恆超越，對於生命自身的美麗飛升和對於生命本真的虔誠皈依。（王衛紅《永恆的超越和美麗的飛升》，《作家報》1997年10月23日）
批判者與辯護者都對《黃金時代》存在著嚴重的誤讀，他們囿於傳統的閱讀習慣與思維定式，強行將《黃金時代》放置在「人性—道德」這一譜系裡去理解，只能得出方圓鑿枘的結論。論及誤讀的程度，王小波大致可以與王朔比肩，只是向度不同：王小波被大大的矮化了。
確實有人用類似看王朔的眼光來審視王小波：「從作家本體的意義上來說，王小波為了消解崇高，不惜將自身的痞氣強加給其他的知識分子，甚至在擺脫了荒謬時代之後仍然如此……他消解著荒謬的時代，他借的工具是性：他消解著一切，他借的工具還是性。不僅如此，他的最大失誤（或者說是錯誤）在於消解的後果。……如果一個人是為了消解而活，那麼，他活得未免太過悲哀了吧？」（劉旭《精神騎士還是高等無賴》，《青春》1998年第2期）看來，王小波的小說對許多讀者來說，陳義過高。
《黃金時代》完全不同於以反思「文革」與詠嘆青春的「知青小說」，它也並不歌頌人性的美好和對自由的追求，充斥全篇的性愛描寫並非為了讚美男女間的愛情，也並非僅僅以此作為反抗專政壓迫的武器。相反，陳清揚並不熱衷於性愛，「她所討厭的是使她成為破鞋那件事本身」，她對於 「被稱為破鞋」耿耿於懷，寧願成為真正的破鞋，被人抓去出鬥爭差，「每次出過鬥爭差，陳清揚都性慾勃發」，因為此時的性愛使她「終於解脫了一切煩惱，用不著再去想自己為什麼是破鞋，到底什麼是破鞋，以及其他費解的東西：我們為什麼到這個地方來，來幹什麼等等。」尋找某種真實的身份，即使是被判決為罪惡的身份，也遠勝於被「設置」為某種身份。陳清揚與王二將性愛作為武器，是為了反抗現實生活的荒謬，是一種讓人暫時擺脫深重的荒謬感受的解毒劑：王二先是想向人證明自己存在，在遭到隊長報復後，又「真想證明我不存在」。只有與陳清揚做愛，「在這種時候，我又覺得用不著去證明自己是存在的」。「存在」是人生的大命題，但在一個荒謬的處境中，存在與否，都無法指向任何美好，藉助性愛逃避也許是唯一的出路。一旦這種處境結束，性愛就失去了其必要性。
最荒謬的是，一旦陳清揚在檢討中承認自己曾在一瞬間愛上了王二，陳清揚的「清白」就被玷污了，這是她「真實的罪孽」。在異常的生活狀態下，男女通姦並不是一種罪孽，對之的迷戀和批判都更像是一種遊戲，而一旦這種遊戲落足為真實的愛情，則對現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