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長篇小說
作者：金庸
首次出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1994年5月
（李晨 撰）
1980年，廣州《武林》雜誌連載了香港作家金庸的長篇小說《射鵰英雄傳》，這是金庸武俠小說第一次在大陸公開出版物中刊發，然而這次短暫的連載僅至小說第四回便夭折，其原因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據說是因為「盜版書籍後來居上，讀者可以一氣呵成盡覽《射鵰英雄傳》」（宋偉傑《從娛樂行為到烏托邦衝動：金庸小說再解讀》，1999）。
《射鵰英雄傳》的故事講述了南宋年間，隱居臨安郊外牛家村的忠良之後郭嘯天、楊鐵心家遭橫禍，被與金國王子完顏洪烈勾結的南宋官府害死，噩耗傳來，二人生前好友全真教道士丘處機全力找尋兩位懷有身孕的遺孀李萍和包惜弱，並與江南七怪打賭，將二位英雄之後教養成人，十八年後重會嘉興。郭嘯天夫人李萍一路被南宋官兵段天德挾持，漂流到了蒙古大漠，生下孩子郭靖。郭靖雖天資魯鈍，但為人忠厚、勤奮努力，江南六怪嚴加督導，全真教馬鈺授其玄門內功，武功初成，還因頗具戰功，被成吉思汗招為「金刀駙馬」。為赴嘉興之約，郭靖一路南下，結識了女扮男裝的「小叫化」——桃花島黃藥師之女黃蓉，兩人一見如故，彼此傾心，後又獲悉，昔日楊鐵心夫人包惜弱被完顏洪烈哄騙到金國，作了王妃，生下楊康，不想楊康貪圖富貴，認賊作父，為了權貴，屢施陰謀。郭靖先後從丐幫幫主洪七公和老頑童周伯通處習得降龍十八掌和「左右互搏、分心合擊」的絕技，並陰差陽錯得到了被無數武林人士覬覦的《九陰真經》和《武穆遺書》。此間，「西毒」歐陽鋒夥同楊康竄入桃花島，將在島上做客的江南七怪中的朱聰等五人殺害，並趁機嫁禍黃藥師，企圖在武林中掀起一場血雨腥風，致使郭靖、黃蓉誤會反目，事後黃蓉識破陰謀，為自己和父親洗雪冤屈，並將作惡多端的楊康除掉，自己卻被歐陽鋒挾持，音信全無。郭靖四處尋訪，行至大漠，正逢成吉思汗西征，為擒殺殺父仇人完顏洪烈，郭靖請命出征，在黃蓉的暗中相助下，立下戰功，卻眼見成吉思汗血洗城池。因不願奉命繼續南下攻宋，郭靖決計與母連夜逃離蒙古，不料被成吉思汗察覺，李萍被逼自盡。第二次華山論劍的日期已到，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再次相聚，最後「武功天下第一」的名頭卻被因逆練《九陰真經》而致瘋癲的歐陽鋒奪得，而在華山之巔，郭靖與因誤會出走的黃蓉再次相逢，和好如初，終成一對武林俠侶。
金庸自1955年在《新晚報》開始連載第一篇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至20世紀70年代初封筆作《鹿鼎記》，共創作了15部小說，在華人世界中可謂歷久不衰，香港文學評論家林以亮曾說：「凡是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是金庸中期武俠小說創作的代表作，也可以說是金庸擁有讀者最多的作品，香港作家倪匡評論這部作品時說，「《射鵰英雄傳》奠定了金庸武俠小說『巨匠』的地位，人們不再懷疑金庸能否寫出大作品來。」作品最初於1957到1959年在《香港商報》上連載，後收入《金庸作品集》中，連同後來的《神鵰俠侶》和《倚天屠龍記》一併，被稱為金庸小說的「射鵰三部曲」。《射鵰英雄傳》的連載，曾令《香港商報》一時間發行量驟增，從這一時期開始，香港地區就出現了所謂的「金庸熱」現象。
金庸小說最初在香港連載、成書並出版，一紙風行之時，在內地和台灣則都因政治原因被禁，《射鵰英雄傳》後來更名為《大漠英雄傳》才得以在台灣出版，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算正式進入了兩地。1984年11月，科學普及出版社廣州分社出版了金庸第一部著作《書劍恩仇錄》，開內地出版金庸小說之先河，從1984年到1985年，金庸武俠小說在內地達到了一個出版高峰，在出版資源並不豐富的80年代，內地有數十家出版社在同一時期出版了金庸各部作品，也令其同一作品出現了多種不同的版本。在形形色色的金庸武俠小說中，有根據香港明河社版影印的繁體版《倚天屠龍記》和《笑傲江湖》，更有多達七八個版本的《射鵰英雄傳》，其時，由於國人版權意識淡薄，除天津的百花文藝出版社之外，均未獲得金庸本人的授權，一時間盜版泛濫，令金庸1994年在正式出版的三聯版《金庸作品集》的「序」中寫道，「出版的過程很奇怪，不論在香港、台灣、海外地區，還是中國大陸，都是先出各種各樣翻版盜印本，然後再出版經我校訂、授權的正版本。」這些翻版或盜印的武俠小說的傳播，一方面反映出改革開放初期，長期處於意識形態桎梏下的社會普遍審美情趣，在完成思想解放後，經由自我選擇轉向注重娛樂性和消遣性的面向，另一方面更推動了除「革命文學」與「左翼文學」之外的「通俗文學」的正當化與合法化過程。繼而，隨著由香港影星翁美玲、黃日華等主演的83版《射鵰英雄傳》，及劉德華、陳玉蓮等主演的《神鵰俠侶》等電視劇在內地的熱播，更令金庸作品在改革開放初期風靡神州大地。
然而，金庸武俠小說最終被認可，依然經歷了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在中國，小說曾長期被視為「小道」和「末流」，而不能登大雅之堂，新文學革命將西方文藝思潮引入中土，打破了世人對於小說的偏見，但藉助這場運動進入「正史」的卻只是「五四」先驅者們所創作的新文學小說，中國民間傳統的「通俗小說」卻依然無法走入文學正殿。1949年以來，依據「左翼文學」所確立的文學範式，將「通俗文學」置於「社會主義文學」的對立面，令「通俗小說」在中國內地幾近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大眾文藝」。文革時期，高度集中又機械的「進步/落後」的二元對立邏輯更是將「通俗文學」連根剷除，「代表大眾」的「工農兵」文藝中的娛樂性被完全抹煞，代之以意識形態教化功用。改革開放後，原有的僵化的思維模式和失衡的評判標準遭到質疑和否定，文學「禁區」不斷被突破，金庸武俠小說借這樣的契機進入內地。1994年5月，北京三聯書店推出36冊一套的《金庸作品集》，一經上市，便迅速佔領了內地巨大的銷售市場，此後每年都維持著穩定的銷量。
1994年8月，王一川等學者編輯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出版，小說卷編者王一川將金庸列為小說家第四，僅次於魯迅、沈從文和巴金，位居老舍、郁達夫、王蒙、張愛玲、賈平凹之前，而以往內地學界一向推崇的茅盾竟未能入選，消息一經傳出，文壇嘩然，面對質疑，王一川則表示，「長期以來，我們僅以『現實主義』這一個標準衡量文學創作，這未免失之偏頗。金庸作品的特點是，用通俗手法表現深刻內涵，情節和細節雖然荒誕，但寫出了中國古代文化的魅力」，同時強調「文壇長期不談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豐富了中國小說的類型，有推崇、肯定的內在價值。我們編選的這套書也是力圖通過這種新奇排列，為文學界帶來一種新穎的眼光」。
同年10月25日，金庸被北京大學授予名譽教授，在金庸先生的受聘儀式上，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嚴家炎教授發表《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一文作為賀辭，稱「金庸小說的出現，標誌著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的經驗來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並指出「如果『五四』文學革命使小說由受人輕視的『閑書』而登上文學的神聖殿堂，那麼，金庸的藝術實踐又使近代武俠小說第一次進入文學的宮殿。這是另一場文學革命，是一場靜悄悄地進行著的革命，金庸小說作為20世紀中華文化的一個奇蹟，自當成為文學史上光彩的篇章」。此後，1995年，嚴家炎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程，正式將金庸的武俠小說引入中國最高學府文學研究的殿堂，甚至有人評說：北大成了「金庸研究重鎮」。
這一系列舉動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正當一批學者驚喜的發現文學史中的「新鮮血液」，認為金庸作品為「溝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推動力量，並試圖將金庸引入正統文學史的時候，批評界亦傳來了反對呼聲。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發表鄢烈山一篇名為《拒絕金庸》的文章，文中將武俠小說定性為「下流」，「先天就是一種頭足倒置的怪物」，「用生花妙筆把一個用頭走路的英雄或聖人寫得活靈活現」；廣西師大中文系的林煥平教授也曾在1995年3月號的《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關於文壇重排座次的問題》一文，文中首先肯定了金庸小說中幾個明顯的特點：1、金庸有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對明清兩代了解較深，所寫小說大體以宋金元明清為歷史背景，對照歷史來寫，是一個創新；2、金庸的武俠小說重視塑造人物，以人物帶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寫出栩栩如生、光彩奪目的人物形象；3、金庸的武俠小說大多是長篇，故事情節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結構龐大，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