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短篇小說
作者：嚴歌苓
原發刊物：中央日報（台灣）
發表時間：1992年4月3日至5日
內地首發：《台港文學選刊》
發表時間：1995年第9期
（李兆忠 撰）
《少女小漁》是嚴歌苓赴美後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其中的同名代表作《少女小漁》在1992年4月3日至5日的《中央日報》（台灣）副刊發表，獲「第三屆中央日報文學獎」小說類第二名，後由作者改編為同名電影（張艾嘉導演，劉若英主演），上映後在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世界產生廣泛影響，獲「亞太地區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
《少女小漁》在嚴歌苓的創作生涯有著重要的意義，它的問世，某種意義上標誌著作者新的藝術歷程的開始。之後的十多年裡，嚴歌苓以令人瞠目的藝術能量，推出了《人寰》、《扶桑》、《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寄居者》等十多部長篇小說，還有許多中短篇小說，在國內文壇引起持續的反響。作家梁曉聲認為：嚴歌苓的作品與轟動一時的「留學生文學」不同，寫過那種「文學」的人發了跡就不會再寫了，不可能去關注扶桑這樣的人；嚴歌苓的語言有一種「脫口秀」，是對語言的天生的靈氣。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推許嚴歌苓是「中國當代女作家第一人」，認為她的作品技術含量高，「擁有一種很典型的、好萊塢電影和歐洲文學結合的意識」；評論家李敬澤稱嚴歌苓是「現在漢語作家中最具職業精神的一個」，高產而且藝術水準穩定，體現了一個作家的「內在力量」。（《《嚴歌苓：「寄居」在文學深處》，中國新聞2009年4月9日）雷達認為嚴歌苓的小說是「近年來最講究藝術性的作品」，其敘述的魅力在於「瞬間的容量和濃度」，其小說有一種擴張力，充滿了嗅覺、聽覺、視覺高度的敏感。（《天生的靈氣 獨特的景觀》，《文學報》1997年12月25日）公平地說，當今海外華文寫作者中，能與國內文壇頂尖級大家分庭抗禮的，嚴歌苓幾乎是唯一的人物；嚴歌苓的存在，使海外華文寫作的整體水平得到了提升。
《少女小漁》講述一個發生在大洋彼岸的現代版「典妻」故事：22歲的中國大陸少女小漁，在男友江偉的授意安排下，與一個67歲的義大利裔糟老頭子假結婚，為的是獲得該國的永久居留權。此舉深深地傷害了江偉作為一個男人的尊嚴，一系列變態暴虐的行為，轉嫁到小漁頭上，給她造成雙重的傷害，然而她默默地忍受了。而在這個不名譽的「同居」過程中，事情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原本自暴自棄、邋遢無賴的義大利老頭，在小漁美好心靈的感化下，逐漸恢複了人性的自尊與莊嚴，兩人的情感得到溝通，相處趨於和諧，這一切又引出江偉的猜疑忌妒與背叛感情之舉。在同居的契約即將期滿之際，老頭賣藝遭遇狂風大雨，跌倒中風，癱瘓在床，小漁不服從江偉的最後通牒，留下來繼續照顧老頭。老頭孤獨的靈魂在彌留之際得到了慰藉。
關於「綠卡」的故事，在當時的「留學生文學」寫作中是一個爛熟的題目，然而像《少女小漁》那樣，挖崛出如此豐富的人性內涵與文化內涵的，並且訴諸於出神入化的筆墨，凝結成玲瓏剔透的藝術品的，卻屬鳳毛麟角。陳思和認為：「這部作品筆墨集中地刻畫出了中西文化撞擊的特殊情景，它的故事緊緊圍繞異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衝突尖銳性的身份及情感認同問題，揭示出處於弱勢文化地位上的海外華人，在面對強大的西方文明時所感受到的錯綜複雜的情感，及在這種境遇中獲得跨越文化障礙的內心溝通的艱難性與可能性。」（《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張松健認為：小說的故事被置於不同種族、膚色、語言、文化的語境中演繹出來，少女小漁遂成為「中國」的鏡像，「性別」議題轉化為「國族」的隱喻，自我/他者、女性/男性、中國/西方、弱勢/強勢、黃種人/白種人，這幾組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疊映在一起，使小說文本具有了多重闡釋的可能性：在這種縱橫交錯的目光注視下，少女小漁的故事凸現傳統中國符號、價值和信仰的巨大感召力量，謙卑隱忍的「地母」在異邦文化里煥發出「超凡的魅力」。（《世紀中國》 2004年4月號）《少女小漁》是嚴歌苓初到異國他鄉，感受著「移根」的傷痛，體驗著現代人的困境，尤其是中國海外華人的困境，從內心深處流淌出來的藝術晶體；小漁的形象，打著鮮明的嚴歌苓的烙印，如她自述的那樣：我寫《少女小漁》，並沒有很理念很哲學地想表達什麼，許多東西是情不自禁地留在小說中的，等寫完了，才明白，自己內心揣著的，原來是這個。四年後，嚴歌苓的長篇小說《扶桑》問世，其實正是《少女小漁》的延伸和擴展，猶如樹苗長成大樹。小說敘述120年前發生在美國舊金山的一場神奇的跨國戀情，主人公是白人少年克里斯與中國妓女扶桑。據作者敘述，小說的原始素材來自浩如煙海的白人史學家編撰的唐人街史料，其中有這樣的記載：「此男童與名妓扶桑的情史是兒童嫖娼史的一個典型範例，此男童對那位中國名妓的興趣大致等同古董商對於鼻煙壺，是西方初次對最邊緣文明的探索。」《扶桑》徹底顛覆了這種古老的偏見，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對人性超凡的感悟，重新演繹了這場奇特的跨國戀情，創造一個「東方聖母」神話，在它的光照之下，美國式自由民主的虛假，種族主義的偏狹，中國傳統男權社會的醜陋黑暗反人性，都暴露無遺。評論家雷達這樣評論《扶桑》：「作者借一百年前的一個中國妓女，謳歌了未被文明污染的優美和超越善惡的無言，作品雖寫花街勾欄卻並無污穢筆墨，但作者又並非不知道人世的罪惡與醜陋，她要寫最骯髒中的最美麗。作者給扶桑賦予以某種神性——來自大地母親和女性本身的神性。於是，我們常會感到，可憐的倒不是失去人身自由的扶桑，而是那些貌似自由的作為肉慾動物的嫖客們，他們固可佔有扶桑的軀殼，而靈性的扶桑卻站在更高處，漠然地審視著他們。作者的審美理想是獨立的，純粹的，甚至有幾分不食人間煙火的氣息。她要撥開歷史的迷霧，種族差異的迷霧，人物身份的迷霧，提攝那隱藏最深又最不受外在文明支配的人性的高尚。」（《追尋藏在人性深處的愛》，《文學報》1999年3月11日）
《少女小漁》問世時，正是中國海外「留學生文學」在大陸風靡之際，其藝術品位，從作品的標題大致可以看出：《我的財富在澳洲》、《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娶個外國女人當老婆》、《闖蕩美利堅》……在這些作品中，拜金主義與革命理想主義，痞子精神與愛國主義微妙地混合，呈現光怪陸離的景象，寫作手法上，大體不出新聞紀實的路子，語言粗糙，結構雷同。這些作品發表後，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其中數《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為最，前者被改編成同名電視連續劇，在央視黃金時段播出，萬人空巷；後者洛陽紙貴，發行量達天文數字，被評論界評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10部文學作品之一。如此火爆的情形，反映了「文革」後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個側面：經歷了儒家傳統倫理與革命信仰的雙重破產後，中國進入一個物質化的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少女小漁》不能不顯得卓爾不群。
《少女小漁》與《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頗具可比性，兩部作品在呈現異域生活場景，細節真實方面有些共同點，但思想內涵上的差異，可謂南轅北轍——儘管兩位作者在年齡、性別、出生、人生經歷上不無相仿。小說的題目已經暗示了這種差異。「曼哈頓的中國女人」 是紐約的富毫們在歐洲宮廷氣派的「綠色酒苑」為作者舉辦大型聖誕晚宴時贈予的稱呼，包含著「美國中心主義」的傲慢，對此作者欣然接受，並且這樣答謝：「你們看到我如何第一次推開你們的門，簽下第一筆合同時的喜悅至今還記憶猶新。還是讓洛克菲勒導師卡耐基的那句話作為對我們的提醒吧：一個人事業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於他的專業技術，另外八十五要靠人際關係和處世技巧！他認為自信心與科學的結合，是事業成功、人生快樂的基礎。a——不要忘記我在中國度過了35年——還有你們在座的所有的人，構成了我這百分之八十五！五年來我和你們一起，在曼哈頓這個戰場上，我和你們一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是的，我要自豪地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這是一個多麼美妙的名字啊！」然而，作者在美國的飛黃騰達，分明離不開對「中國」的出賣，她在美國賺的第一桶金子，是靠參與倒賣大陸的紡織品配額獲得的，同樣，為了在英語考試中得到高分，彌補電腦考試的壞成績，她寫了兩篇作文，一篇叫《隆冬的轟響》寫北大荒兵團一對男女青年私通，受到批判後產生復仇情緒，用偷來的手榴彈將團部工作組的四名幹部全部炸死，然而逃往蘇聯，在將被捕的時候雙雙跳江；另一篇叫《破碎的晨曦》，寫兵團一位容貌美麗的上海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