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散文
作者：史鐵生
首發刊物：《上海文學》
發表日期：1991年第1期
作為一篇散文，《我與地壇》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達到的高度是無與倫比的。儘管它只是一部單篇散文，儘管此後人們不會再奢求史鐵生乃至其他作家寫出同樣的作品，但正如韓少功所斷言的那樣：「《我與地壇》這篇文章的發表，對當年（1991年）的文壇來說，即使沒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壇也是一個豐年。」事實上，不僅是那一年，《我與地壇》堪稱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穫，而其影響，也不限於「文壇」，它在各個階層的讀者那裡都引發了強烈持久的震撼、回味與思考。
對於史鐵生，所有的批評家和讀者基本上都能達成一個共識：他是一位在當代文壇難以歸類、難以確定其位置、但又擁有極端重要性的作家。這不單是由於史鐵生的個人境遇使得他在文學寫作道路上跋涉的身影顯得獨特而單薄，還因為三十年來他的寫作自始至終都不在潮流之中。1983年，《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獲得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篇令他蜚聲文壇的作品，曾經按照當時的解說慣例被納入到「知青文學」的範圍內大加褒揚，並認定史鐵生的作品「洋溢著對我們的土地和人民耿耿深情」（馮牧《願史鐵生健步前進》，《文藝報》1983年第6期）。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史鐵生並未在馮牧所言的這個方向上前進一步，相反，他以《命若琴弦》（1985）為標誌迅即拉開了與「時代」的距離。回看馮牧的說法，顯然包含著對史鐵生的某種善意的保護味道——畢竟此前因為《午餐半小時》的所謂「消極陰暗」格調，史鐵生受到過非議。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與其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是對「知青生活」的「深情」回顧，毋寧說史鐵生是在獲得了更為內斂更為平和的世界觀之後對自己所做的一次精神梳理。
因此，當1991年《我與地壇》發表之後，整個文學界對史鐵生這個名字及其文學寫作的歡迎，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也許這麼說有點誇張，但是對《我與地壇》的出現，人們只有喜悅而沒有絲毫的意外和詫異，那更像是結束了一個漫長的煎熬終於等來了他們想要的結果——似乎只有史鐵生才寫得出這樣盡善盡美的文字。
人們也確實是等得太久了。中國當代散文長久以來形成了它的高調、造作和模式化積弊，至少在《我與地壇》問世之前的三、四十年里，散文被「時代」所累，被政治意識形態所累，被觀念哲理所累，甚至被「精心構思」所累，幾乎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曾經被認為是當代散文最高成就、後來又被痛加貶抑的楊朔散文，其模式化影響之深遠是不可低估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當代散文的寫作與閱讀都是被上述模式化支配著，即便是進入了所謂「新時期」的20世紀80年代，這個問題依然存在。「60年代形成的散文文體模式，在『新時期』主要成為散文發展的障礙，這種寫作模式，通常表現為以表現『時代精神』的目標的『以小見大』、『托物言志』的主題和結構傾向，刻意追求散文的『詩化』和對『意境』的營造」（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應該說，在20世紀90年代，理論上對於散文這種模式化弊端的反省批判已經相當清晰深入了，但是，只是到了《我與地壇》出現之後，散文的寫作實踐才徹底粉碎了那個夢魘一般的模式化統治，並且提示了散文寫作所能達到的思想藝術高度。
《我與地壇》集中思考和表達了「生命」的困難與意義，這是史鐵生在漫長的艱難歲月里對生命再三再四循環反覆的思考咀嚼和叩問所得。這樣的主題致思方向，對於當代散文來說，或許並不是破天荒的創舉，此前的散文寫作，一般也都會觸及到這類主題。但是能夠以一種平實、冷靜、溫情而透徹的態度娓娓道來，升天入地，絲絲入扣、體貼入微，毫不勉強造作，並抵達一種為能平常人所理解又難以企及的境界，卻只有史鐵生做到了。這篇長達萬言的作品，無論是在表達主旨上，還是在寫法、語言各個方面，都堪稱是史鐵生對中國當代文學獨一無二的貢獻，就這個意義而言，《我與地壇》的影響遠遠超越於文體範圍。
一個人與一個所在，一個絕對的障礙與一種克服之道，一個有限的孤獨的個體與廣大無垠深不可測的世界，就這樣在「我與地壇」的深情厚意之間被訴說了：
地壇離我家很近。或者說我家離地壇很近。總之，只好認為這是緣分。地壇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兒了，而自從我的祖母年輕時帶著我父親來到北京，就一直住在離它不遠的地方——五十多年間搬過幾次家，可搬來搬去總是在它周圍，而且是越搬離它越近了。我常覺得這中間有著宿命的味道：彷彿這古園就是為了等我，而歷盡滄桑在那兒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後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齡上忽地殘廢了雙腿。四百多年裡，它一面剝蝕了古殿檐頭浮誇的琉璃，淡褪了門壁上炫耀的朱紅，坍圮了一段段高牆又散落了玉砌雕欄，祭壇四周的老柏樹愈見蒼幽，到處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蕩。這時候想必我是該來了。十五年前的一個下午，我搖著輪椅進入園中，它為一個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
史鐵生於1969年作為知青到陝西省延安地區「插隊」，1972年因病致癱而回京。當人們為《我與地壇》的通透圓融和超越之美而感動的時候，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個生命再次出發艱難跋涉的起點，距離他寫出並且發表《我與地壇》，已經是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沒有人能夠想像和體會他的艱難困苦——身體的障礙與精神的絕望曾經試圖以自然的名義擊垮他。但是史鐵生走過了這個「二十年」，然後他以一種令人感動的平靜說到了「四百年」：彷彿這古園就是為了等我，而歷盡滄桑在那兒等待了四百多年。
請注意史鐵生使用的全稱表述：「十五年前的一個下午，我搖著輪椅進入園中，它為一個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如果換了另一個人來這樣說話，很難保證不會被認為是一種煽情，但所有的人們都會相信，史鐵生有足夠的理由這麼說。人們不禁會問：地壇為他準備了什麼？結論其實很簡單：為他準備好了關於「生與死」的答案。
人類需要這個答案嗎？在不同的人那裡，這個問題的結論可能會完全不同。老舍曾在《我這一輩子》里借一個人物慨嘆，中國人活得真冤啊，糊裡糊塗地來，糊裡糊塗地走。可見很多人是不需要知道「生與死」的答案的。客觀地說，1969年以前的史鐵生也未必需要它，不然他不會對那個「最狂妄的年齡」感慨至深。但從1972年起，史鐵生被迫要面對這個問題。也就是從這裡開始，史鐵生替我們所有自以為不需要的糊塗人背負起了那「生與死」的沉重：
這樣想了好幾年，最後事情終於弄明白了：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這樣想過之後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麼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準備考試的時候，忽然想起有一個長長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會不會覺得輕鬆一點？並且慶幸並且感激這樣的安排？
每個人境遇的不同構成了世界的千差萬別，但在史鐵生的答案面前，世界顯示了它的平等的一面。這將促使人類不再濫用或者儘可能少地濫用自己那個「狂妄的年齡」；這個答案雖然並不必然保證世界上不再有「失魂落魄的人」，但在史鐵生以自己漫長的煎熬而獲得的領悟那裡，這些「失魂落魄的」人們將得到寧靜和終生的撫慰。「寧靜是一種規格很高的品質。真正獲得了寧靜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極其敏感極其溫厚也是極其豐富極其堅韌的。他可能為草的凋零或者樹葉的飄落而傷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識的弱智小女孩而擔憂，他思考過怎樣生也思考過怎樣死，說到生的時候，他有那麼多山重水複的煩惱和柳暗花明的喜悅，講到死的時候他事無巨細從心態、方式到裝裹和墓地，全都娓娓道來更談笑風生……我們從史鐵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個人內心無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時也在這個人內心的起伏中解讀了寧靜。」（蔣子丹《寧靜的史鐵生》，《南方周末》2000年11月25日）
對母親的刻畫以及對母親的愛，是《我與地壇》最為感人的部分。這些平靜如水無法複製的文字，蘊含著充沛飽滿、風雷激蕩的高貴的情感。母愛是文學描寫最能熠熠生輝的主題，散文這一體裁因其自由活潑不受拘束，又尤能盡情婉轉隨意收放。張潔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曾經因此感動過無數讀者。而《我與地壇》在敘寫「我」與母親的點點滴滴時，遠離了熱烈、哭號、哀慟、宣洩等等所有的激烈的表達方式，也沒有做人們最常見的赤裸抒情——儘管他這樣做很可能也會被讀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