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中篇小說
作者：劉震雲
原發刊物：《小說家》
發表時間：1991年第1期
（楊早 撰）
當劉震雲在《北京文學》1989年第2期上發表《單位》之前，大部分評論者將這位供職於《農民日報》的小說作者看作現實主義作家序列中的一員，只是比一般的青年作者顯得成熟，他的作品「幾乎都是簡凈輕靈的白描，沒有冗長的鋪敘，對話也絕不說到一大篇」（曾鎮南《花，開在人世的荊棘叢中》，《青年文學》1985年第4期），從早期的一系列中短篇作品，到《塔鋪》、《新兵連》，劉震雲的風格被評為「貼近生活原色、忠於生活真相的現實主義精神」（雷達語）。
比起所謂「85小說新潮」來，劉震雲顯得「像麵包一樣樸實」，描寫的都是「最普通的人在最普通的生活中所發生的最普通的事」，這被有的評論解讀成「對現實主義傳統及其力量的信仰」，而「現實主義」的敘事方式，歷來被認為更貼近讀者，更接近大眾（方克強，《劉震云：夢·罪與感傷主義》，《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3期）。這種變化，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大轉向，我們下文還要提及。
九十年代之前的劉震雲，似乎有些兩頭不討好。儘管《塔鋪》與《新兵連》看上去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並無二致，但這位新銳作家筆下總讓人覺得有些與眾不同。以經典現實主義的標準來衡量，評論者不免提出了這樣的批評：「單純的生命情感在巨大的生活背景中顯得孤立寂寞，它所揭剖的是單純的生命本原的情感躁動，缺少一種文化精神的觀照……更多的是個體生命的感受，並沒有融進強大的社會精神背景中」（王必勝《躁動的靈魂和艱難的人生》，《當代作家評論》1988年第5期）。
而剛剛經歷了「尋根文學」與「現代派」這種壓縮式的文學進程的批評者，則多少有些不滿於劉震雲寫法上的保守內斂。李揚《文化：作為意志的表象——論劉震雲小說的文化內涵》可以視為這種看法的代表。他在這篇發表於1990年的評論里，給了劉震雲一個定評：
讀劉震雲的小說也往往讓人感覺到他的思想勝於他的表達，知識高於他的生活感受力……他的學問、思想一方面使他的小說有了一定深度，但另一方面又阻抑了他對生活的敏銳感受和文學語言生成的能力，這導致了劉震雲小說語言的粗糲。因此，在「感覺爆炸」的新潮小說映襯之下，他的小說顯得笨拙；而在「文體意識」逐漸增長的文學批評家那裡，他的小說又顯得那麼一般；這也許是劉震雲未曾被廣泛注意的重要原因。（《當代作家評論》1990年第3期）
這裡多少透出了一種困惑。這種困惑源自對於劉震雲創作無法進行有效的命名與解釋。因此，當「新寫實」被提出與定名之後，劉震雲迅速被列為這種新潮流的代表作家之一，而他之後的創作，似乎也在印證著這種判斷的準確，並將這種潮流向前推進得更遠。
「新寫實小說」概念的提出是在1989年，其代表作品的出現則要早得多。具體時間眾說不一，有的認為是1987年下半年（雷達），也有人上溯到1985年（陳駿濤）。而「新寫實」的命名，評論界也未能到得一致意見，分別稱為「新寫實小說」（張韌、吳方）、「新寫實主義小說」（徐兆淮、丁帆）、「新現實主義小說」（雷達），也有的稱為「後現實主義」（王干）或「現代現實主義」（陳駿濤），還有的堅持「生態小說」的提法（邵建）。不過在《鐘山》編輯部1989年第3期推出「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後，「新寫實小說」的名稱逐漸為大多數人所接受。
至於「新寫實小說」的定義，評論界更是各持己見，莫衷一是。最初的兩種代表性觀點出現於《文學評論》、《鐘山》1988年10月聯合舉辦的「現實主義與先鋒文學「討論會。一種是陳駿濤的「回歸說」，認為這種回歸了的新現實主義和傳統現實主義相比，表現出三個新的特徵：（一）重視表現普通人的生存境況，表現出一種求真意識；（二）從創造典型到典型的消解，從寫外世界到寫內世界；（三）藝術觀念和表現手法上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另一種是王乾的「後現實主義」，他也概括了三個特徵：（一）還原生活本相；（二）從情感的零度開始創作；（三）作者和讀者共同參與創作。
《鐘山》編輯部則在「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卷首語」中下了一個較為寬泛的定義：「所謂新寫實小說，簡單地說，就是不同於歷史上已有的現實主義，也不同於現代主義『先鋒派』文學，而是近幾年小說創作低谷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文學傾向，這些新寫實小說的創作方法仍是以寫實為主要特徵，但特別注重現實生活原生形態的還原，真誠直面現實，直面人生。雖然從總體的文學精神來看新寫實小說仍可劃歸為現實主義的大範疇，但無疑具有了一種新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善於吸收、借鑒現代主義各種流派在藝術上的長處。」「不僅具有鮮明的當代意識，還分明滲透著強烈的歷史意識和哲學意識。但它減褪了過去偽現實主義那種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種更為豐厚更為博大的文學境界。」
除此以外，還有評論認為「新寫實小說」與自然主義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從而認為這是「對自然主義的一次回歸」，「在新的層次上對自然主義作了揚棄，達到了一種新的水平，新的境界」（丁永強《新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回歸》，《藝術廣角》1990年第2期）。
基於概念的爭執不休，「新寫實小說」所涵蓋的作品也是眾說紛紜。除了池莉、方方、劉震雲較少受到質疑外，其他作家如劉恆、李曉、朱曉平、王朔、余華、格非、蘇童、葉兆言、李銳等應否劃入「新寫實小說」陣營都有爭議，更有評論將諶容、朱蘇進、趙本夫、高曉聲等作家的部分作品也納入其中。也有評論認為，「『新寫實小說』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自覺的文學運動或流派，而只是一種『我行我素』的文學現象。這有異於新時期文學的『朦朧詩』、『尋根文學』等文學現象」，因此「新寫實小說」象徵著中國文學進入「沒有主流，沒有權威，批評和創作都我行我素、自言自語的『後新時期文學』階段」（陳旭光《「新寫實小說」的終結》，《文藝評論》1994年第1期）。
筆者認為，「新寫實小說」作為一個批評命名與文學史概念，基本是成立的，但其指嚮應當限於作品，而非作家。就以劉震云為例，早期作品（包括《塔鋪》、《新兵連》）還是可以劃歸傳統現實主義範疇，《單位》、《一地雞毛》、《官人》等可以看作典型的「新寫實」作品，後來的中篇《溫故一九四二》和長篇《故鄉天下黃花》恐怕要列入「新歷史小說」比較合適，更不用說再後期的超長篇《故鄉面和花朵》以及《手機》、《一腔廢話》、《一句頂一萬句》等近年新作——作家有自己的創作發展歷程，但時代的需求會對作家作品構成顯影與形塑。
「新寫實」的命名，對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劉震雲，既是一種向上的推力，也是一種有意無意的遮蔽。它既凸顯了劉震雲作品對傳統寫實手法的改造與顛覆，又將劉震雲當時的創作，按照「新寫實」的定義框范成了一種「共性」。這種框范也極大地影響了當時對劉震雲作品的認知與評價。
如果說劉震雲的寫作風格確實存在一個從現實主義向「新寫實」的轉變的話，那這個轉折點無疑是《單位》。《單位》的原發編者石叢回顧讀到這篇小說原稿的最初感受是「一種只有當編輯才能體會到的喜悅之情使我處於難以自持的激動之中」，「也許因為我對《塔鋪》和《新兵連》太欣賞了，因而對它們的被超越思想準備不足，所以看到《單位》才會如此吃驚。」（《〈單位〉里發生了什麼——讀〈單位〉札記》，《小說選刊》1989年8月號）
《單位》與兩年後的《一地雞毛》從內容說是姊妹篇。《單位》寫的是某部某局某處這個「單位」里，「官」「民」都活得不輕鬆。原處長老張升任副局長，副處長老孫立即為了他留下的空缺到處活動；小林剛來單位時「學生氣不退」，弔兒郎當，後來幡然醒悟，為了爭取入黨誰都巴結，偏偏同事間又不和，弄得小林顧此失彼，臨了還是雞飛蛋打，一事無成。石叢這樣描述劉震雲的變化：
讀過《塔鋪》和《新兵連》，再讀《單位》，我突出的一個感覺就是作者有了一個觀察世界的全新方式。不再把世界一分為二為對立的兩極，不再從一個個人物身上去尋找「典型性」，而是把世界作為一個矛盾的統一體。關注的焦點不再是個別人物的命運，而是考察群體的生存狀態。在這一點上與《新兵連》所不同的是，這個群體里已沒有了對立的營壘，任何人也無法完全支配別人的命運。在由老張、老孫、老何、女老喬、男小林、女小彭組成的那個群體里，雖然也有些扯不斷理還亂的恩恩怨怨，但任何人與另一個人已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也沒有任何兩個人的利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