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中篇小說
作者：王朔
原發刊物：《收穫》
發表時間：1987年第6期
（楊早 撰）
王朔的走紅與引發爭議，是從電影——而非小說——開始的。
1988年之前，王朔已經發表了《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頑主》、《橡皮人》等中篇小說及一些短篇小說，引起了一些關注，但其作品明顯不屬於任何一種思潮或一個流派——直到如今，諸多當代文學史將王朔置於何處，仍是一個讓主事者頗費思量的問題。這意味著他無法被放置在某種現成的解釋框架中，因之也就無法在學術與評論生產體系中獲得足夠的注目。
改變出現在1989年。從1988年末至1989年初，幾個月內，有四部根據王朔小說改編的電影面世，分別是西安電影製片廠黃建新導演的《輪迴》、峨眉電影製片廠米家山導演的《頑主》、深圳影業公司葉大鷹導演的《大喘氣》和北京電影製片廠夏鋼導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據王朔自己回憶，當時的計畫甚至是一連推出八部。
王朔說，這些電影讓他「第一次在社會上有了知名度」，《中國電影報》、《電影藝術》編輯部及中國影評學會還聯合召開了王朔電影研討會，這也引發了從電影界到文學界，長達四五年之久的關於王朔的爭論。
一篇電影評論點出了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所有的評論者在討論幾部電影時，都不把它們看作各自導演的作品，而是統一視為「王朔電影」。以一個原著者的名字統括一批電影，這在電影史上不僅空前，大概也會絕後。這表明，討論者的重點，不是放在電影的藝術成就或表演風格等方面，而是聚焦於這一系列作品的人物形象上——當時一種激烈的說法是，這些電影都是「痞子寫，痞子演給痞子看」的。
批評或肯定「王朔電影」的雙方論者之間，較為明顯地存在一條年齡的分界線：批評者多屬「老一輩」，如邵牧君指齣電影界一轟而上改編王朔小說的原因是「希望找到一條既能對觀眾起到補償和宣洩娛樂效果，又能比較貼近現實生活，但又不敢冒犯當局慘遭禁映的新路」，「王朔小說對電影創作者具有吸引力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它對某些敏感領域（主要是性心理禁忌）採取調侃、打諢的方式來實施攻擊或表達異端思想」（《王朔電影熱緣何而起？》，《中國電影報》1989年3月25日）。他認為雖然這些電影藝術質量都不弱，卻無法算作好電影，因為電影導演們「過分看重它們忽略了它們在思想意識上的淺薄、粗鄙和邪惡」（《人，不能這樣活著》，《解放日報》1989年4月12日）。唐達成在《中國電影周報》上撰文，稱「頑主」是些「滑出生活軌道的人」，希望王朔「作為作家不要和自己筆下的人物站在同一水平上，不要玩味、欣賞、醉心那樣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王朔的作品雖然「導演願拍，觀眾願看，但仍然有一個如何表現的問題」。劉聃則認為「頑主」式的玩笑人生不值得表現與肯定：「強調社會等級、泯滅獨立人格的主奴心態，和否認人類道義、追求極度個人化的『頑主』心態，不過是一枚舊硬幣的正反面，在今日之中國，兩者都是對人道主義的僭越，是對現代化進程的反動。「（《人道的僭妄和美學的貧乏》，《文匯報》1989年4月11日）
正面評價也有著相同程度的猛烈，如白燁認為王朔電影中的人物準確地說是「浪子」，在這些「浪子」身上，王朔「把他自己對於複雜社會現實的認識與感受揮灑得淋漓盡致，使作品頗具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之妙韻，很能引起觀眾的共鳴與共識，使人們由輕鬆的觀賞進入深沉的思索，從而由熟悉而又陌生的『浪子』的情緒、際遇與命運思考社會生活變動中的諸種問題」（《王朔電影作品的意義》，《中國電影報》1989年3月15日）。陳曉明則將王朔的意義定義為「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衝擊：「他們是都市中不安分的魂靈，是我們時代生活的反抗者和挑戰者，他們攜帶著商品社會的狂想和生命衝力在生活的原野上狂奔亂舞，這是我們時代的景觀，它並不壯麗，但是它充滿生命的原始張力。」（《亞文化：王朔的生命衝力》，《中國電影報》1989年3月15日）甚至有評論指責邵牧君「一方面基本否認王朔電影對現實的批判價值、有意無意地盡量壓低影片的認識價值；另一方面用心良苦地將影片編導的創作意圖，曲解為單純從娛樂效果出發、避免冒犯當局和害怕評論家批評。」（左舒拉《有感於邵牧君對王朔電影的評價》，《中國電影報》1989年4月15日）
1990年王朔參與創作中國第一部大型室內電視連續劇《渴望》，引發全國收看熱潮，1991年王朔領銜創作電視連續劇《編輯部的故事》，再一次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1992年華藝出版社出版四卷本《王朔文集》，創新時期作家出文集的先例。王朔小說選集，以及《王朔作品片斷》、《王朔妙語錄》成為書攤的暢銷書，他的作品名字如「千萬別把我當人」、「你不是個俗人」、「玩的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成為都市大眾流行語。關於王朔的評論集包括《王朔，大師還是痞子》、《我是流氓我怕誰》、《我是王朔》等，1993年《中國青年報》開闢「王朔給我們帶來什麼」專刊，展開對王朔現象的討論。這也引起了海外的興趣，《紐約時報》、《讀賣新聞》、《泰晤士報》均有關於王朔的報道。澳洲漢學家白傑明（Geremie Barme）認為，王朔現象是「自毛澤東時代以降最重要的出版現象，它象徵著當代中國城市文化時代的來臨」（《王朔的痞子創造歷史論》，《王朔，大師還是痞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王朔作品引發了如此激烈而兩極的爭論，卻沒有人能否認，王朔筆下承載著那個躁動不安年代的共同情緒，整個社會渴望一種衝決，一種變局，在所欲不得的情形下，人們寧可認同調侃、嘲諷、遊戲的邊緣姿態。從導演到評論家，人們對王朔作品的借用與解讀是遮蔽性、選擇性的。十多年後，《大喘氣》導演葉大鷹在接受採訪時說：「就想著怎麼解氣怎麼拍，有點出氣的感覺，當時有點幼稚，也叛逆……覺得把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惹生氣了就高興，其實現在想起來有點惡作劇的意思。」他也承認這些「王朔電影」「要是以社會責任感或者主體意識為衡量的話，它並無太大價值」，但同時又強調「那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我們在80年代由青年漸入中年時一種情緒化的宣洩」（《1988年電影「王朔年」：怎麼解氣怎麼拍》，《新京報》2005年9月3日）。
據《收穫》編輯回憶，《頑主》最初的名字叫《五花肉》，經編輯建議，王朔用了現在的名字。「頑主」據說是當時北京市井的流行詞，特指小說中描寫的那種衣食無憂、玩世不恭的邊緣青年。小說描寫於觀、李重、馬青等一夥「頑主」成立了「三T公司」，意為「替人解難替人解悶替人受過」，他們替人挨罵、約會、組織文學獎……他們承受並同情民眾所有的庸俗、現實甚至荒誕的慾望，唯獨對趙堯舜、寶康這種表面道貌岸然、內心齷齪下流的虛偽者極度厭惡。小說基本是一些片段的組合，在王朔當時的小說中，故事性相對較弱，但卻成為王朔影響最大的作品，電影改編也最為成功。
有意思的是，在小說中，「頑主」們所有的「三T」，都是指向精神層面的化解：替丈夫挨罵，讓妻子高興；替醫生約會，讓女朋友高興；替小作家頒一個專屬文學獎，消除他拿不到獎的遺憾，以及用各式各樣的串編式語言勸解同性戀、手淫癖、抱怨肉價太貴的人……頑主並不解決實際的問題，他們只負責撫慰、舒緩人們的憤懣與躁鬱。而在米家山導演的電影里，增加了替家屬照顧癱瘓老太太的情節，而正是這次唯一的指向現實難題、無法用調侃與勸慰化解的任務，讓三T公司陷入了徹底的困境，不得不停業整頓，但片尾三T公司門前排起的長龍，又隱喻著王朔作品本身的功能與意義——米家山在影片公映後說：「電影有一個基本功能就是宣洩功能。進了電影院，觀眾很多牢騷和不滿都宣洩掉了，主人公在罵人好象他也罵了一通，哈哈大笑出了氣，出了影院，高高興興不氣了。從這一點來說，《頑主》實際上是在幫忙。」王朔筆下的人物沒有改變體制、規則的慾望與能力，卻在自我貶抑與調侃反諷中完成了精神對現實的逃避，這恰恰是當時的中國社會需要的。
陳思和認為《頑主》的意義相當難以把握，「王朔在這部作品試圖解釋頹廢的人生態度在社會上可能會產生的正面意義，但這一努力似乎又不很成功」。《頑主》中於觀父親與於觀的衝突很有意味，面對父親「革命理想」、「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之類的正面訓諭，於觀堅持「我不就庸俗點嗎」即世俗理想的合法性，他並不正面對抗父親的信念與教條，只是指出父親如今也是整天打打麻將享著清福，「好吃懶做」，並用「人民養育的，人民把錢發給你讓你培養的革命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