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中篇小說
作者：阿城
原發刊物：《上海文學》
發表時間：1984年第7期
（李兆忠 撰）
《棋王》是阿城的處女作，1984年夏在《上海文學》發表時，名噪一時，洛陽紙貴，竟至於有「京城傾巢說《棋王》」的誇語。小說發表之前，就在圈內不脛而走，先聲奪人，兩家名刊的編輯爭奪稿子。據說，一向老成持重的陳建功，眼光十分老辣的李陀，都被這篇小說給「鎮」住了。阿城自己這樣回憶：「我寫好《棋王》後，一位朋友拿去看，他的一個在《上海文學》當編輯的朋友在他家裡看到了手稿，就拿去發表了。我都沒來得及表態，手稿的標點符號還沒寫清楚就給人發了。發了以後就熱鬧起來，我也被人吊起來了。」（仲呈祥《阿城形象記略》，《人物》1989年第3期）其時阿城已36歲。
時過境遷，二十多年後重讀《棋王》，依然令人呯然心動，可見當年的這種一炮走紅，有相當的藝術真實性，與若干年前《班主任》發表時的轟動不可同日而語。根據文學經典的最樸素的定義——經得起重讀，《棋王》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是當之無愧的。文壇中堅王蒙對《棋王》稱讚有加，視為奇文，寫下這樣的評語：「口語化而不流俗，古典美而不迂腐，民族化而不過『土』，嘎嘣利落但仍然細密有致，刻畫入微卻又惜墨如金。它很難歸類，異於現時流行的各家筆墨，但又不生僻。」（《且說〈棋王〉》，《文藝報》1984年10月號）老作家汪曾祺高度評價阿城小說藝術上的獨特性，坦言自己「寫不出來」那樣的小說，而且相信「很多人都寫不出來」，寄以厚望：「阿城業已成為有自己獨特風格的青年作家，循此而進，精益求精，如王一生之於棋藝，必將成為中國小說的大家。」（《人之所以為人——讀〈棋王〉筆記》，《光明日報》1985年3月21日）甚至連曾鎮南這位思想比較正統的評論家，也被《棋王》感動得忘乎所以，在文章中開宗明義寫下：「我讀《棋王》，一下子就被攫住了。這是一篇奇異獨特的文字，那味兒似乎還不曾在別的任何名家或新秀筆端流出過。屏住氣讀下去，酸甜苦辣，真人生在眼前逼現，真世味在心裡滾動，有幾處我的眼睛濡濕了。」（《異彩與深味——讀阿城的中篇小說〈棋王〉》，《上海文學》1984年第10期）
客觀地看，《棋王》當時的轟動，不僅僅是因為藝術上的出類拔萃，可以說它具備了包括天時、地利、人和在內的一切成功的要素。對於中國文學而言，1984年是一個重要的年頭，在經歷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階段之後，在經歷過有關「朦朧詩」、「現代派」、文學「主體性」問題的討論之後，一個文學創作「個人化」的時代，已是呼之欲出。這是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劃時代的事情。近代以降，由於嚴峻的民族生存危機，啟蒙救亡成為壓倒一切的主題，文學義不容辭地成為救國救民的武器，成為時代精神的號筒、政治鬥爭的工具，個性的喪失和文學本性的異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文革」結束，否極泰來，社會進入較正常的軌道，文學逐步擺脫政治的控制，回歸自己的世界。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文學獨立、個人化的運動，是在「文化尋根」的背景下發生的。事實上，早在此前，與這種「尋根」意向呼應的作品已出現，如汪曾祺的《大淖紀事》、《受戒》，賈平凹的《商州初錄》，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說」，等等。與此同時，拉美作家借重本土文化資源，在20世紀後半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創作成就，尤其是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八十年代初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作家，使他們相信：如果將自己的創作植根於悠久而豐富的民族文化傳統之中，以中國人的感受性來吸收消化改造西方的觀念和形式，必能取得獨創性的成就。李慶西在《尋根：回到事物本身》一文中這樣疏理「文學尋根」的來龍去脈——
一、新時期文學走向風格化之初，作家們首先獲得了一種「尋找」意識。尋找新的藝術形式，也尋找自我。
二、「尋找」意識的產生，與通常所謂「價值危機」有關，也與文壇的「現實主義」的危機相聯繫。因而，許多作家從藝術思維方法和感覺形式上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
三、西方現代主義給中國作家開拓了藝術眼界，卻沒有給他們帶來真實的自我感覺，更無法解決中國人的靈魂問題。也就是說，藝術思維的自由不等於存在的自由，正如有人認為的那樣，離開了本位文化，人無法獲得精神自救。於是，尋找自我與尋找民族文化精神並行不悖地聯繫到一起了。
著眼於這個大背景，《棋王》的意義就比較清楚了，說它直接引爆了那場「文學尋根」運動，也未嘗不可。總之《棋王》發表五個月後，《上海文學》雜誌與浙江文藝出版社聯手，在風景如畫的西湖邊召開了文學座談會，回顧過去，預測未來，探討新時期文學如何突破既有藝術成規，更上一層樓。阿城是這次會理所當然的受邀者。據與會者季紅真的描述：會議期間，阿城「時而莊重，時而詼諧。莊重時如一個受苦受難的耶穌，詼諧時則如一個大頑童。」在一次發言中，他大談中國文化，情緒激動，結尾一句是：「一個民族是不會忘記自己的文化的」，眾人一時被震懾，會場上鴉雀無聲。（阿城《俯仰天地的魂魄》，《芒種》1995年第1期）這次座談會的效應幾個月後就顯示出來：韓少功在1985年第5期《作家》上發表了《文學的「根」》，鄭萬隆在1985年第5期《上海文學》發表了《我的根》，李杭育在1985年第6期《作家》發表了《理一理我們的根》，阿城在1985年7月6日《文藝報》上發表了《文化制約人類》，鄭義在1985年7月13日《文藝報》發表了《跨越文化斷裂帶》，與之同時，一批「尋根」小說相繼問世：韓少功《爸爸爸》、《女女女》，鄭義的《老井》、《遠村》，鄭萬隆的《異鄉異聞》，賈平凹的《商州又錄》、《商州世事》，阿城的《樹王》、《孩子王》、《遍地風流》，王安憶的《小鮑庄》……，一時間，南北呼應，熱鬧非凡，一場「尋根文學」運動，就這樣在中國文壇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這群「尋根文學」作家中，阿城是比較特殊的一位。論文學創作上的起步，他最晚；論藝術起點，他最高，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說來有點意思，阿城是在給別人的小說畫插圖時覺得不過癮，才寫開小說的。據仲呈祥敘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夜晚，在北太平庄22路汽車終點站，阿城對他說：「說實話，替別人的小說插圖，倒勾起自己寫小說之念。譬如說反映知識青年生活的小說吧，我就總覺得還不夠味兒，至少我自己在這方面的生活，還沒有在小說中得到充分表現。」（《阿城之謎》，《現代作家》1985年第6期）此時他已過而立之年。阿城文學上創作的這種「大器晚成」，當然是有原因的。受乃父的影響（鍾惦棐早年在延安魯藝學的就是美術），阿城從小酷愛繪畫，一心想當一名大畫家，在京城非主流的美術圈中小有名氣，轟動一時的「星星畫展」中就有他，還弄攝影，水平也很了不得。阿城能從雲南農場調回北京，到《世界圖書》編輯部「以工代干」，靠的就是畫筆上的功夫。不過據美術界行家的評價，阿城在繪畫上雖有相當造詣，但不算傑出，與他的文學才能比，只能是「小巫見大巫」。阿城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不可能在一棵樹上弔死，當他發現自己的文學創作上才能更大，前程也更大時，改弦更張是很自然的事。公平地看，小說寫作上的晚出手對阿城絕對是件好事，使他出手不凡，一鳴驚人，如文曲星下凡。否則，阿城與他同齡的知青作家就沒有什麼不同了。汪曾祺老到地指出，阿城在下放勞動時期沒有寫出小說來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在今天，現在，阿城才能更清晰地回顧那一段極不正常的時期生活，那個時期的人，寫下來。因為他有了成熟的、冷靜的、理直氣壯的、不必左顧右盼的思想。一下筆，就都對了。」
《棋王》主要寫兩件事：「吃」和「弈」，通過「我」與平民象棋高手王一生的邂逅、交往和最後共同經歷的一對九車輪大戰的描寫，揭示這樣一個主題：「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可囿在其中，終於還不太像人。」這個主題看上去平平常常，卻包含著迴腸盪氣的衝擊力。分析起來，《棋王》的魔力既來自於對中國古典小說精華的繼承，也來自於對西方現代小說技巧不動聲色的借鑒，兩者水乳交融，天衣無縫。這具體表現在：作者不編織複雜巧妙的故事情節，也不對人物內心世界作精雕細刻，但憑一筆出神入化的白描一決勝負，平鋪直敘，從容道來，顯示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風範。小說一上來就這樣寫道：「車站是亂得不能再亂，成千上萬的人都在說話。誰也不去注意那條臨時掛起來的大紅標語。這標語大約掛了不少次，字紙都折得有些壞。喇叭里放著一首又一首的語錄歌兒，唱得大家心更慌。」這是何等的老辣的筆墨！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