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短篇小說
作者：劉心武
原發刊物：《人民文學》
發表時間：1977年11月號
1977年夏天劉心武在密雲寫《班主任》的時候，也許並沒有意識到此舉將開啟一個新的文學時代——中國新時期文學。儘管日後著作等身，藝術風格與時俱進，轟動效應不斷，時過境遷，歷史記住的，依然是他的《班主任》。《班主任》成了劉心武的「名片」。
《班主任》以張俊石老師接受一個小流氓插班的過程為線索展開情節，揭露「四人幫」對青少年一代的毒害，在當時產生極大的反響。小說中的宋寶琦和謝惠敏，一個是渾渾噩噩的小流氓，一個是品行端正、根正苗紅的班幹部，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在精神的蒙昧上，在對人類文化遺產的無知上，卻有十分深刻的相似，前者因「什麼書也不讀而墮落於無知的深淵」，後者輕信盲從，思想僵化，一口咬定《牛虻》是本「黃書」；鑒於這個觸目驚心的事實，作者驚呼：「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
《班主任》問世的過程頗具一波三折的戲劇性。《人民文學》編輯部接到這篇稿子後，內部引起強烈震動。據當事人劉錫誠回憶：雜誌副主編劉劍青讀這篇小說時，「伏案流淚，情緒無法控制」，向他推薦是一篇「極為感人」的作品，但拿不定主意是否可以發表。時任小說散文組負責人的塗光群這樣回憶：「《班主任》這篇稿件來到編輯部後，責任編輯覺得它對『四人幫』的揭批是深的，但問題提得太尖銳……稿件送到編輯部負責人那裡，他也說沒有把握，這才送到主編張光年那兒，請他拍板定奪。」張光年審閱後，召集編輯部三級編審人員在自己家裡開會，綜合大家的意見後，認為：「不要怕尖銳，但是要準確」，肯定了《班主任》，也提出些意見。經作者修改，《班主任》在《人民文學》1977年11期以頭條位置發表。
《班主任》發表後，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雪片一樣地飛來。雜誌發行的第三天，作者就收到一位財貿系統的女青年寫來的信，表示「在激動之餘不知道應該怎樣表達自己的思路才好」，認為《班主任》「衝破了『四人幫』千篇一律的文風和概念化、公式化的束縛」，通過「藝術的、現實主義的描寫，無情地揭露了、控訴和鞭撻了『四人幫』這伙禍國殃民的蟊賊。」為此，《人民文學》1978年第2期專門開設欄目，刊登讀者來信。與之同時，《文學評論》先後兩次為《班主任》召開座談會，一次是與北京第一機床廠青年工人和北京市第二中學同學的座談，一次是文學圈內人士的研討，前者對《班主任》的現實意義、教育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後者上升到理論的高度，認為《班主任》的出現，標誌著「被『四人幫』破壞中斷了的革命現實主義文藝傳統的恢複」，並將它與「暴露文學」、「問題小說」、「批判現實主義」劃清界限。老作家嚴文井激動地為《班主任》正名：「如果說《班主任》是『暴露文學』，那是暴露『四人幫』的文學；如果說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那是批判『四人幫』的革命現實主義；如果說是『問題小說』，那麼『四人幫』留下的問題成堆，《班主任》提出了問題，這僅僅是開始，還應該有一大批這樣的『問題小說』出世才好。」在這樣強大的呼聲之下，1978年春《班主任》榮列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榜首，中國作協主席茅盾親自向劉心武頒獎。
《班主任》能夠在當時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絕不是偶然的。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後期），中國社會已經走到新的歷史拐點。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中國的文化激進主義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負面不斷地膨脹，到「文革」時期，已異化為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合理的內涵至此喪失殆盡，終於走向自己的反面。1976年9月以毛澤東逝世為契機，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舉國上下一片沸騰，共同慶祝，正是最好的表徵。國家的意志，民眾的願望，知識分子的心聲，此時形成合力，如此的盛況可謂千載難逢。然而，歷史的進步不可能一蹴而就，長期形成的觀念和思維慣性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變。其時，「四人幫」雖已粉碎，兩個「凡是」依然禁錮著人的頭腦。當時「思想解放」派與「兩個凡是」派正在較量，處於對峙的狀態。在這種形勢下，迫切需要另一種力量出來打破這種僵局。在風雷激蕩的中國現代歷史上，文學經常充當政治的馬前卒，小說首當其衝，《班主任》的出現，正好應合了這種需要。
從文學的角度看，《班主任》亦有特殊的意義。隨著「四人幫」倒台，揭批「四人幫」的作品就大量湧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作品無論思維方式還是結構模式，與此前批「走資派」的幫八股沒有什麼兩樣。其情形正如馮牧描述的那樣：「一個時期內，我們看夠了幫風幫氣的作品，這真是一種苦難，本以為粉碎『四人幫』後，不很長時間，就可以肅清流毒，打掉這些幫風幫氣幫文了。事實並非如此。在此相當時期內，我們還不得不在批判陰謀文藝之後，又要與一種我把它叫作『轉移文藝』的東西作鬥爭。」（《打破精神枷鎖，走上創作的康庄大道》，《文學評論》1978年第5期）馮牧所說的「轉移文藝」，就是那種換湯不換藥的風派文藝，即昨天還在批「走資派」，今天就以同樣的方式批「四人幫」，還有那種冥頑不化的「主題先行」的現代八股。正是這樣的背景，為《班主任》的脫穎而出作了鋪墊。
依今天的眼光看，《班主任》未脫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甚至令人無法卒讀，在當時卻讓人有石破天驚之功，因為它首次公開衝破僵化機械、千篇一律的「文革」文學模式，開始面對真實的生活，朦朧中演繹了中斷已久的現代性啟蒙的主題，肯定了知識與理性的價值。事實上，這是劉心武決心告別「假門假事」的「文革」文學模式，「動真格兒」寫出的第一篇小說，對他的文學生涯有著特殊的意義，正如他自白的那樣：「《班主任》是我摒棄『四人幫』『主題先行』、『路線出發』那一套『幫規』『幫法』以後，思想初步解放，敢於正視現實，從我所熟悉的生活、人物、事件出發，經過對創作素材的反覆深入，甚至可以說是艱苦的分析、琢磨、剪裁，最後形成較成熟的構思，又在提筆後隨著感情的奔騰，而儘可能往深里開掘，最後又幾經修改，才終於定稿。」這段話展示了劉心武掙脫「文革」寫作模式的艱難過程，很是耐人尋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擺脫一種長期形成的寫作積習談何容易，甚至從劉心武的這番話語中，依然可以嗅出「主題先行」的味道。事實上，從大的框架看，《班主任》的寫作並未跳出「主題先行」的掌心。然而，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儘管只是淺層次，《班主任》開始直面現實生活，並且觸及嚴峻的問題——革命下一代的精神創傷問題。唯其如此，它才能超越那些泛濫成災的「轉移文學」，成為「新時期文學」的開山之作。
然而，劉心武畢竟不是時代的先覺者、超越者，而是一位與時俱進、得風氣之先、勤奮高產的作家。比起同時期的「地下文學」所達到的思想深度，《班主任》不能不顯得相當膚淺和曖昧。這表現在作者儘管聲討「四人幫」，對「文革」卻不否定，採取迴避的態度，然而文中對「文革」序幕的「四清」運動讚許的口氣，表明劉心武認識的限度。這其中固然有寫作策略上的考慮：當時中共中央剛宣布「文革」結束，尚未給它定性——那是在一年之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之後的事情。在這種形勢下，劉心武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迴避，採取迴避策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比起自我保護的因素，認識上的局限應當說是更為內在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種認識上的局限，使《班主任》恰到好處地契合了當時政治的需要，在中國文壇一炮打響，成為「新時期文學」的啟幕之作。
1977年，中國文壇尚處在「文革」文學的巨大歷史慣性中，這一切清楚地反映在《班主任》中。《班主任》雖然在主題意蘊上衝破了「文革」模式的束縛，但在藝術形式上仍是原來那一套。比如張老師的形象，基本是「高、大、全」的翻版，儘管作者寫他外表「實在太平凡」、「中等身材，稍微有點發胖」，卻是一個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人，在作品不算短的篇幅中，作者沒有留給這位36歲的壯年男子任何私人的生活空間。再比如，《班主任》的敘事基本上沿襲「文革」文學路線鬥爭的框架，張俊石老師接受小流氓宋寶琦的插班，排兵布陣，運籌帷幄，就像是在指揮一場戰役，最後以張老師的勝利在望而告終。這種敵我對抗、我方必勝的敘述套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沉痛感和問題的深刻性。
時過境遷，《班主任》幾乎褪盡顏色，唯有謝惠敏人物形象是例外。可以說，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個最具深刻內涵的「典型人物」之一。劉再復高度評價這個藝術形象：「謝惠敏作為新時期文學的第一個典型，她的性格在『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