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長篇小說
作者：浩然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時間：1964年9月（第一卷）、1966年3月（第二卷）、1966年5月（第三卷）
《艷陽天》是浩然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它有著特別緊湊的情節——超過百萬字的宏偉篇幅，實際上寫的僅僅是東山塢農業社十幾天之內發生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1957年夏天。麥收前後，東山塢農業社突起風波，一些社員提出要求土地分紅。所謂土地分紅，就是按社員入社的土地股數實行分配。這是初級農業社時期的辦法，進入高級農業社以後，已經被取消。1957年的東山塢農業社，當然是高級農業社；此時主張土地分紅，被目為「復辟倒退」，因為顯而易見，用這種辦法分配，「吃虧」的自然是「廣大貧下中農」。矛盾由此而起。提出要求的主要是一些中農成分社員，而農業社副主任馬之悅對此持同情態度。正在這節骨眼兒上，黨支書蕭長春及時地從一個工地趕回東山塢，領導貧下中農群眾展開了一場堅守農村社會主義陣地的激烈鬥爭。他的鬥爭對象，包括馬小辮那樣的地富分子，包括彎彎繞、馬大炮為代表的中農，包括「混進」農村幹部隊伍中的馬之悅、馬立本一類人，甚至還有被階級敵人蒙蔽了的貧下中農馬連福。在鬥爭中，蕭長春沉著鎮定、明察秋毫，識破敵人一個又一個圈套，粉碎敵人一個又一個陰謀，提前公布小麥預分方案，爭取落後群眾，整頓階級隊伍（撤掉馬立本會計職務），瓦解敵人、各個擊破，還頂住了來自上級（鄉長李世丹）的壓力。最後，「革命洪流銳不可當。牛鬼蛇神在真理面前，原形畢露，農業社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第三卷《內容說明》，作家出版社，1966）當然，蕭長春也為革命付出了巨大犧牲——他的兒子小石頭被馬小辮懷著「刻骨的階級仇恨」害死。不過，鬥爭風範和堅定的革命信念，使他從別的方面得到補償和獎賞——純潔的團支書、高中畢業生焦淑紅深深地崇拜和迷戀他。
浩然出身農民，只讀過幾年小學。原因與其說是因為貧窮，不如說是他的家庭充滿動蕩。他的父親性情躁動，不安於室，曾丟下妻兒獨自在外飄遊，後來終於為情敵所殺。浩然母親不久也在他尚未成年時病故。浩然因此中斷學業，與姐姐相依為命。
他開始做文學夢，是解放初聽說趙樹理名字的那一刻。他覺得，對於自己，這是一個可以類比的例子。事實上，趙樹理雖然出於鄉村，卻受過完整的教育。考察文學史的流變，不難斷定，浩然的文學夢其實是被「工農兵創作」這一特定時代生成的文學現象點燃的。《講話》發表後，延安文學便把在工農兵群眾中培養文學人才當做一個重要任務，這個方向完全繼承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體制中，一直延續到「文革」並且也在那時達到最高潮。而浩然，可以說是30年中「工農兵創作」所發掘出來的最成功的範例。
當然，這個過程並不輕鬆。從秉賦上說，浩然確屬天資卓奇的文學人才。但是，在站穩腳跟之前，他仍然經歷了很多挫折。1956年是關鍵的一年。是年，他發表了短篇小說《喜鵲登枝》，就像薄薄的窗戶紙被捅破，從此，他登上文壇，並且一路坦途。到1962年，浩然已經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十餘本，在出書極為不易的當時，可謂成就斐然。
此時浩然作品以語言清新、敘事流暢、人物鮮活、富於泥土味而為人稱道。但是，很大的影響卻談不上。他早有寫作長篇小說的打算，《艷陽天》乃至《金光大道》的素材，幾年前都曾試寫，但寫不下去，半途而廢。「一氣寫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來個短篇小說集」（鄭實采寫：《浩然口述自傳》）的情況下，無論從創作的格局，還是在文壇的影響來說，浩然都覺得自己應該有所突破。對他來說，突破的難度，主要在於精神力不夠。他的寫作才華，出類拔萃，然而文學這一事物，比到最後，往往比的是精神力。而精神力的培養，離不開多讀善思，其中多讀又是基礎，杜甫雲「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雖然多讀未必善思，兩腳書櫥也有的是，但是肚內空空卻能做到善思，倒真的是聞所未聞。浩然小時候受制於生活條件，讀書不多；成年後為了早點在文壇出人頭地，也是練習寫作的時間多，潛心讀書的時間少。這當然並不能怪他，像他這樣的「工農兵作者」，成功路上實在充滿艱辛。不過，當他意欲更上一層樓時，精神資源單薄的確是擺在面前的一道現實障礙。
那麼，他是怎樣找到突破口、完成了長篇小說《艷陽天》的創作的呢？
1974年12月9日，浩然在「中央『五·七』藝術大學戲劇學院編劇幹部進修班座談會」上做報告，題為《生活與創作》，其中一段講到《艷陽天》的由來：
我在寫第一部長篇小說《艷陽天》以前，寫了將近一百個短篇，應當說是不少的。但是，可以說幾乎全部作品都是寫一般的新人新事的。從拿起筆來一直到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召開，這樣一個相當長的階段，從主觀上說，我要很好地配合黨的政治運動，想使自己的筆能夠很好地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在怎樣服務，怎麼能夠更好地配合政治運動，或者說怎麼樣寫好新人新事，我確實是費盡了心思，想盡了辦法。但是這條路子卻越走越窄。為什麼呢？生活不熟悉嗎？自己認為還是比較熟悉的。過去長期地工作在基層，以後也沒有間斷跟生活的聯繫。主要問題是因為我沒有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觀察生活、認識世界。所以儘管承認生活是源泉，卻沒有反映出生活中最本質和主流的東西。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召開，毛主席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自己才恍然大悟，開始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生活、認識世界，寫了《艷陽天》。相對地講，這部小說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質和主流的東西，使自己對生活的深入進了一步，在創作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解放軍文藝社《學習資料》，1972年第2期）
浩然這席話，與我們業已了解的他的實際相吻合，實事求是，發自肺腑，並非某種場合下的政治作秀。
浩然確實寫了近百篇短篇而沒有大的突破，確實有些原地踏步、自我重複，所謂「費盡了心思，想盡了辦法。但是這條路子卻越走越窄」。連癥結他也分析到了，並非對生活不熟悉，並非脫離農村實際，關鍵就是他有生活而缺思想——或者用我們剛才的表述，個人精神資源單薄。
還有一點他也講得很清楚：自己在精神瓶頸里已經堵了6年，苦於徘徊，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階級鬥爭的論述，點亮了他的心靈。八屆十中全會，於1962年9月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其實是從8月北戴河會議開始），毛澤東扭轉了「三年困難時期」特別是「七千人大會」以來經濟上務實、政治上寬鬆的態勢，重新並且更加尖銳地提出狠抓階級鬥爭，大力倡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浩然說的「恍然大悟」，就是指在他「繞樹三匝，無枝可棲」之時，毛澤東上述論述突然給了他有力支撐，使他思想有了落腳點，帶來了「觀察生活、認識世界」方法上的突破，由此「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質和主流的東西」，創作「前進了一步」。
說起來，這是這位個人精神資源單薄的農民作家，心靈第二次被毛澤東教導所照亮。第一次，是他剛開始嘗試練習創作的時候。那時，他握著筆，既不知道該寫些什麼，也不知道寫成什麼樣子才算好的文學作品。1952年，《講話》十周年之際，他從書店買了一本，讀後，豁然開朗，從此知道文藝之中何為優劣良莠。
眼下，當他已經積累了很充足的長篇小說創作素材，卻苦於沒有可以統帥它們的「靈魂」時，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使他的問題迎刃而解。如果說，前面那次浩然是從毛澤東那裡得到了有關文藝的標準的教誨，這一次，毛澤東教導的作用似乎更加具體一些——他指引浩然解決了一部長篇小說的構思問題。
在今天情境下再讀《艷陽天》，無處不在的階級鬥爭元素如此刺眼，細看之下，原來它竟是這樣一部作品：主題、情節、人物，處處緊扣「階級鬥爭」，完全循「以階級鬥爭為綱」理念構設而來。
小說中每個人，都貼著階級標籤，都作為某階級的「代表」出現。蕭長春、韓百仲、馬老四，是「貧下中農」的代表；彎彎繞、馬大炮是「中農」的代表；馬小辮、六指馬齋是「地富」代表。他們各按「階級本性」行事，一舉一動都驗證著「階級本性」……想必作者落筆之前，便在心裡就東山塢這地方繪製了一幅「階級地圖」，每個人物尚未出現，作者就已經替他們安排好了區域和位置，他們始終就在這限定死了的範圍里活動，從故事開始到故事結束就註定是那副樣子。他對「階級鬥爭理論」的圖解，細緻到絲絲入扣的地步。比如「中農」，浩然很注意他們因富裕或私有觀念程度的不同，哪些更保守，哪些略微的不那麼「右」；彎彎繞是不可救藥的，是要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