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散文
作者：楊朔
原發刊物：《紅旗》
發表時間：1961年第20期
翻閱三卷《楊朔文集》，我注意到：散文在楊朔的作品中只佔一小部分，小說佔大頭；而且，楊朔本來志不在散文，而是在小說，在以散文名世之前，已經發表《三千里江山》等中長篇小說，還有大量的通訊報道，當時產生過相當的影響。然而，時代更青睞的，卻是他的散文，這種「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情形別有一番滋味。然而，真正使楊朔的散文非同尋常的，卻是他的「詩」。楊朔是一位詩人，一位天真的詩人。
曾幾何時，楊朔散文風靡大江南北，與之同時，楊朔式的散文也廣泛流行，經久不衰，在中國大地上演了一幕蔚為大觀的「楊式團體操」。據《散文》1984年第10期發表的《散文現狀縱橫觀》一文對某一天來稿的統計，「百件中竟有十一篇是寫小溪的，八篇是寫日出的，五篇是寫貝殼的。這些作者所在地域不同，職業年齡各異，但卻如此不謀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聯想引申的路數也大致相同，最後『升華』的路數也別無二致。」由此可以窺見楊朔散文的影響力。
《雪浪花》是楊朔散文的代表作，敘述「我」在海濱休養時，遇到的一位人稱「老泰山」的神奇老漁民，緣起是海邊的一塊相貌怪異的礁石，此礁石滿身溝窩，坑坑坎坎，狀如麵糰。就在幾個好奇的姑娘議論紛紛、感到不解時，一個歡樂的聲音從背後傳來：「是叫浪花咬的。」發出這個聲音的，是一位剛出海打漁歸來的老漁民，身材高大結實，一把蒼白鬍子，眉目神氣宛如秋天的高空，清朗而深沉。老漁民隨後這樣開導姑娘們：「別看浪花小，無數浪花集到一起，心齊，又有耐性，就這樣咬啊咬的，咬上幾百年，幾千年，幾萬年，哪怕鐵打的江山，也能叫它變個樣兒。」這番飽含人情世故的妙語吸引了「我」，使「我」了解了「老泰山」身世及其稱呼的來歷：他從小走南闖北，經得多，見得廣，是生產隊的智多星、主心骨，天長日久，成了大夥們依靠的泰山。幾天後雨後初霽，「我」又見到老泰山，這次是手推獨輪車，出來幫人磨剪刀，從他的談吐中，勞動者的高風亮節，新舊社會兩重天的對比，還有對美帝國主義的深仇大恨，盡顯無遺。不經意間，剪刀磨好了，老泰山高聲地對「我」說：「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雲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動。」隨後，老人收拾好家什，跟我道別，推起小車走了幾步，又停下，彎腰從路邊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車上，然後「一直走進火紅的霞光里去」。寫到這裡，「我」發起議論：「我覺得，老泰山恰似一點浪花，跟無數浪花集到一起，形成這個時代的大浪花，激起飛濺，早已把舊日的江山變了個樣兒，正在勤勤懇懇塑造著人民的江山。」作者猶覺不足，另起一行，繼續寫道：「老泰山姓任。問他叫什麼名字，他笑笑說：『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訴我。」
今天的讀者讀《雪浪花》，難免會產生一種怪異感。說它是散文，又像詩；說是詩，又像寓言；說是寓言，又有幾分神話的味道。尤其是老泰山這個人物，總讓人覺得裝模作樣，言談舉止與他的身份多不符合，頭上帶著光環。明眼人知道，裝模作樣的，其實並不是老泰山，而是作者楊朔。不過，在那個藝術「高於生活」的革命浪漫主義時代，這一切都很自然，誰也不會覺得奇怪；成為問題，那是後來的事。
楊朔的散文在中國當代文學評價史上經歷了兩起兩落的命運。1961年楊朔的代表性散文集《東風第一枝》出版不久，好評如潮，《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中國青年報》等報刊相繼刊發評論文章，老作家冰心、曹禺、周立波紛紛撰文予以肯定；高歌今認為楊朔的散文「最可貴的特點在於，通過優美的藝術形式，深刻地表現了我們的時代和生活的詩意」。（《光明日報》1962年3月1日）林志浩認為「他的散文很像詩，精緻玲瓏，給予讀者以美的情思與美的享受」。（《人民日報》1962年3月14日）潔泯在《文學評論》上發表萬字長文，對楊朔的散文作了全面論述，認為：楊朔近年來的作品，「出現了一種前所少有的詩的意境，文章閃發著新的光彩」，「在藝術上終於形成了自己的獨有的風格」。（《談楊朔的幾篇散文》，《文學評論》1962年第2期）
楊朔的散文在當時聲譽鵲起，不是沒有原因的。其時，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相對寬鬆的時刻，經過「反右」、「大躍進」的折騰，中國元氣大傷，亟需休養生息，這時中共調整了知識分子政策與文藝政策，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得到調動，催生出一個久違了的「文藝小陽春」。楊朔的散文正是產生於這樣的背景。然而，楊朔能夠成為那個時代散文的藝術高峰，還有個人的原因：詩人的氣質，良好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加上多年來持續不斷的摸索；其成功的秘密則在於：楊朔將詩歌的比興手法融入散文，創造了一個似真似幻、神話般的人間極樂世界，為飽受苦難、渴望幸福安定、「大團圓」意識根深蒂固的中國人調製了一道美味的「心靈雞湯」。
然而好景不長。不久「文革」狂飆降臨，楊朔的作品被打成「修正主義毒草」，掃進歷史垃圾箱，本人受到殘酷的迫害，不久飲恨離世。
「文革」結束，否極泰來，經歷十年打壓之後，楊朔的散文迎來一輪強勁的反彈，藝術聲譽於此時達到巔峰。北京大學中文系張鍾、洪子誠、佘樹森、趙祖謨、汪景壽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這樣評價：「在我國當代散文發展中，楊朔是有重大開拓與貢獻的作家。他自覺地把詩與散文結合起來，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學價值。其影響是非常深刻而廣泛的。」而在由全國十所高等院校18位專家參與編寫的、作為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中，楊朔已被視為中國當代散文第一人，全書的章節安排上，魏巍、劉白羽、秦牧、巴金與冰心、吳伯簫與曹靖華等同處一章，各自僅佔一節，只有楊朔一人獨立成章，共佔三節，如此特殊的「待遇」，表明楊朔散文在「十七年」文學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書中認為：在楊朔多方面的文學創作中，散文成就最高，「他是建國以來人們公認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從1956的《香山紅葉》起，楊朔進入了散文創作的成熟期，形成了以濃郁的詩意為主要特色的個人風格，大大開拓了抒情散文創作的新天地」。
楊朔散文的東山再起，有「文革」後「撥亂反正」的背景。所謂撥亂，就是清算「文革」的錯誤；反正，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正確，楊朔散文作為十七年散文公認的傑作，受到推崇，被「正典化」是順理成章的。然而這種將「十七年」與「文革」截然分開的觀點，無論於事實上，還是於邏輯上，都無法成立。歷史業已證明：「十七年」已為「文革」做了充分的鋪墊，「文革」是「十七年」合乎邏輯的、也是極端的發展；「十七年」的文學在「文革」中被當做「封、資、修」毒草剷除，是「不斷革命」的文化激進主義自我吞噬的結果。唯其如此，隨著「撥亂反正」的進行，對「十七年」的質疑也開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楊朔散文受到重新審視和評價。
梁衡是最早對楊朔散文提出質疑的人之一，他的《論「楊朔模式」對散文創作的消極影響》（《批評家》1987年第2期）一文，對楊朔模式做了全面的研究和批判，闡釋了楊朔模式的形態、產生的背景；概括了楊朔模式的兩個特點：內容上的虛幻性與象徵性，結構上的穩定性，即「物——人——理」的三段式結構；指出楊朔模式的本質是假，是一個叫人「忘記自我、為空頭政治服務的假模式」，造成的流弊是模式化、僵硬化，使散文的藝術之路越走越窄。隨著時間推移，對楊式散文的批判也逐步地升級，馬俊山在《論楊朔散文的神話和時文性質》（《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在反思中國現代新文學、新文化發展悖論的背景下，對楊朔散文做了激烈的批判，認為楊朔散文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近代散文，而是「神話」，是一種新的八股時文，楊朔散文是中國現當代文學變質，創作心理非個性化時期的產物，它表述的不是個人的經驗，而是一種群體的或者「美」的幻想。馬文依據西方「現代性」的理論觀念和西方個性主義美學對楊朔散文的批判，應當說非常的犀利，無可辯駁，只可惜缺少一種「同情的理解，理解的批判」，陷於「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
到上世紀末，隨著新一輪的「重寫文學史」塵埃落定，楊朔散文從雲端降到平地。在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中，關於楊朔散文的論述，僅僅是「時代的抒情」概述下幾句對「楊朔模式」的簡單交代。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這樣寫道：「在楊朔的年月，尋常事物，日常生活在寫作中已不具獨立價值，只有寄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