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長篇小說
作者：柳青
原發刊物：《延河》
發表時間：1959年4月-10月號
首次出版：中國青年出版社
出版時間：1960年6月
在當代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中，對於「十七年」期間的長篇小說，有個「三紅一創」的概括性說法。這裡的「一創」，指的就是作家柳青歷時六年創作的農村題材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
《創業史》於1959年開始在《延河》雜誌4至10月號連載，特別是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60年正式出書之後，隨即便在文壇內外引起高度的關注與熱烈的爭議。後來在80年代「重寫文學史」等活動之中，又被不斷地提及，評說也各各不一，相當紛紜。而在陝西和全國的文學創作領域，柳青和他的《創業史》，作為一種文學傾向與寫作風格的代表，又為一些文學寫作者所喜愛，所效仿，因而不斷產生著種種新的影響。這種由評論和創作兩個方面構成的持續不斷的注意力，使得《創業史》一直是當代文學中一個不大不小的熱門話題。
柳青（1916-1978），原名劉蘊華。陝西吳堡縣人。1934年開始寫作，1938年到延安，在陝甘寧邊區文協工作；其間，多次回到陝北鄉下深入生活。在此基礎上，1949年創作了第一部長篇小說《種穀記》，1951年創作了第二部長篇小說《銅牆鐵壁》。建國初期，柳青曾任《中國青年報》編委、副刊主編，1952年離開北京到陝西長安縣皇甫村，以長安縣縣委副書記的身份，長期在那裡安家落戶，直到病逝。他曾歷任第四屆、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屆省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協西安分會副主席。
1954年，柳青開始進行計畫中的四部《創業史》的醞釀與寫作，這期間先後發表了散文特寫集《皇甫村三年》（1956），中篇小說《狠透鐵——1957年紀事》（1959）。1959年上半年，接近完成的《創業史》開始在《延河》雜誌連載，1960年《創業史》第一部改定後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文革」之後，柳青帶病改定了《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第14至17章，第18至28章未及修改與加工，作者就不幸離開了人世。中國青年出版社把作者的定稿與未定稿合為《創業史》（第二部），於1977年6月出版。
《創業史》（第一部），凡33萬字，編次分別為「題敘」、「上卷」、「下卷」和「第一部的結局」。
「題敘」主要描寫下堡村佃戶梁三，在社會動蕩、遍地饑荒的民國二三十年代，由喪妻、死牛而接連引發的生活困窘。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世事大變，已長大成人的繼子生寶，在新社會裡如魚得水，不斷進步，這反倒使本分的梁三感到了某種不安。
「上卷」、「下卷」主要描寫梁生寶和他的互助組在蛤蟆灘的應運而生及其在發展過程中與各色人等和各種力量的相互角力：
解放之後，百廢待興，但蛤蟆灘的普通農民的生存境況依然步履維艱。以前的農會主席，現在的代表主任郭振山，主持活躍借貸討論會不歡而散，富裕中農郭世富不願再把糧食借給困難農戶，他和富農姚士傑，都利用青黃不接的春季，用糧食放高利貸。貧農任老四忙著到處給人打土坯，為的是能有幾個錢買糧吃；高增福更是潦倒不堪，一個人帶著四歲的孩子，為衣食無著而四處求助，愁眉不展。
為了能買到一種早熟的稻種，梁生寶去往郭縣。為能多買一些稻種，他捨不得花費兩元錢旅店費，索性在火車站的票房的地上睡了一晚。買回稻種後，鄉親們都來分要，結果自己的稻種反而不夠了，為此梁三老漢埋怨兒子太傻。
活躍借貸推行不開，被饑荒威脅著的鄉親們，要求生寶帶著他們一起去到終南山割竹子，掙點買糧的錢，生寶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感，帶領著互助組和困難戶一起上了山。在艱苦異常的割竹子勞動中，拙笨的拴拴被戳傷了腳，生寶慷慨地安慰拴拴，說自己把他的活一起幹了，要他放心養傷。
改霞暗中喜歡生寶，但在郭振山別有用心的鼓動下，準備去西安進工廠當工人。生寶向好友有萬傾吐了自己對改霞的情意。改霞借著徵求生寶對自己進城做工有什麼意見，想探探生寶對自己的意思；但生寶以為她思想變了，反應很是冷淡。失意的改霞決意去當工人。但在縣城參加招工考試時，團縣委王玉梅的一席話，觸動了一心進步的改霞，她毅然放棄了考試回到了村裡。
因為拴拴的爹王二直杠的大吵大鬧，梁大老漢的趁機退組，梁生寶的互助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但他以堅定的信心團結大夥，並以發展高增福，吸收白占魁先後入組，增加了力量，穩住了局勢。該年秋天，互助組的水稻獲得了空前的豐收。
「第一部的結局」，主要寫梁生寶互助組的初步成功，進一步印證了黨的總路線的正確與英明。1953年冬，在梁生寶互助組的基礎上，黃堡區成立了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燈塔農業社。
在黃堡大集上，梁三老漢提著一斤豆油，莊嚴地走過人群，這個一輩子生活的奴隸，很有些生活主人的神氣了。
《創業史》（第一部）甫一發表，便得到文學界人士的及時肯定與高度評價。馮牧在《初讀〈創業史〉》（《文藝報》1960年1月號）的文章中，就這樣說道：「雖然在《創業史》（第一部）當中所表現的，還只不過是全國農村進行全面社會主義改造以前的那些年月的生活，而作品中所集中描繪的，也不過是以西北終南山麓農村一個勞動互助組的成長和發展為中心的鬥爭故事，但我們卻可以毫不遲疑地肯定：這部作品，是一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我國農民的歷史命運和生活道路的作品，是一部真實地記錄了我國廣大農村在土地改革和消滅封建所有制以後所發生的一場無比深刻、無比尖銳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作品。」
在《創業史》（第一部）發表之後，嚴家炎在《文學評論》1961年第3期上，發表了《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一文，卻引發了一場較大的爭論。嚴文發表之後的1963年到1964年間，許多報刊發表了與嚴家炎觀點不同或進行商榷的文章，較重要的有：馮健男《再談梁生寶》（《上海文學》1963年10月號），吳中傑、高雲《關於新人形象的典型化——與嚴家炎同志商榷》（《上海文學》1963年10月號），秦德林《這樣談藝術價值是恰當的嗎？——評嚴家炎同志對〈創業史〉的評論》（《上海文學》1963年11-12月號），張鍾《梁生寶形象的性格內容與藝術表現——與嚴家炎同志商榷》（《文學評論》1964年第3期）等。嚴家炎也相繼發表了《關於梁生寶的形象》（《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梁生寶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創造問題》（《文學評論》1964年第4期）兩篇文章，與批評意見進行辯論。
嚴家炎認為，作者在塑造梁生寶這個形象時，有「三多三不足」——「寫理念活動多，性格刻畫不足」，「外圍烘托多，放在衝突中表現不足」，「議論抒情多，客觀描繪不足」。持不同看法的同志認為，塑造梁生寶的形象應該從他本人的性格特點和性格發展著眼，而不能從當前一般農民的所謂的「農民的氣質」出發，作者所描寫的梁生寶的精神狀態是完全符合生活與藝術要求的。他們還認為，不同時代的社會矛盾決定了文學作品對它不同的表現形式，梁生寶和姚士傑等的鬥爭方式不是白刃戰，而是迂迴戰，因而也就沒有出現「面對面的搏鬥」，作者這樣寫更是表現了英雄性格的時代特徵。也有人認為梁生寶一開始就被放在矛盾衝突的中心，只是有時直接、明顯，有時間接、隱蔽罷了。在藝術表現上，作品將主觀抒情與客觀描寫兩個方面緊密地結合起來了。
嚴家炎還比較詳細地分析了梁三老漢的形象，認為作者通過這個形象的塑造，「成功地描畫了潛在於廣大農民心靈深處的激流——他們從資本主義後備軍向社會主義同盟軍轉變的精神狀態及其變化歷程」，這個人物「成為全書中的一個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當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的人物」。有些人不同意嚴家炎的這種觀點，認為他是把形象的階級特徵與個性特徵割裂開來，忽視了形象的思想意義和社會意義，用梁三老漢來取代梁生寶在作品中的地位，從而貶低了梁生寶這個英雄形象的成就。
在看到嚴家炎的《關於梁生寶的形象》的文章後，柳青自己撰寫了一篇《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的文章（《延河》1963年8月號），就嚴家炎關於梁生寶的形象的分析與評論，從作者的角度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柳青認為，嚴家炎的觀點涉及到了「一些重大的原則問題」，小說的寫法與嚴的看法之間，「也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柳青也在文章中指出：「《創業史》（第一部）的確是有缺點和弱點的。我每每感到自己才疏學淺，力不勝任。嚴家炎同志含蓄地指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