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短篇小說
作者：茹志鵑
原發刊物：《延河》
發表時間：1958年第3期
1958年3月在《延河》雜誌刊發之後，《百合花》受到了讀者的喜愛和專家的好評。尤其是茅盾和侯金鏡等批評權威的高度評價，不僅給這篇佳作帶來極大的聲譽，而且也使它避免了可能遭遇的嚴重誤讀和猛烈批判。茅盾以激賞的語氣肯定了茹志鵑這篇小說「清新、俊逸」的風格以及細節描寫的成熟技巧（《茅盾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侯金鏡也準確地指出了它的整體特點：「色彩柔和而不濃烈、調子優美而不高亢」（《侯金鏡文學評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對人物感情的客觀描繪和作者注入到作品裡的自己的感情，兩者統一起來，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細膩優美的抒情調子。」（同前）
從文學譜繫上看，茹志鵑的作品雖然大都是按照「蘇聯文學」的模式寫出來的，但是，獨樹一幟的《百合花》卻承接了另外一種文學傳統，即《紅樓夢》的傳統。這其實是一件極為自然的事情。因為，《紅樓夢》是茹志鵑讀得最早最多，也是與她的精神氣質最為契合的作品。《她從那條路上來》是茹志鵑篇幅最長的小說，也是一部自傳色彩最濃的作品。在這部小說里，那個名叫也寶的小女孩「從劉先生那裡借到了一部《紅樓夢》，一有空就看得如醉如痴」（《她從那條路上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事實上，茹志鵑自己就是這樣讀《紅樓夢》的。她說「像《紅樓夢》我看過九遍，裡邊的詩詞一類的東西都背過。雖然很多東西當時我並不理解，但我喜歡，多讀多背慢慢就理解了」（冬曉《女作家茹志鵑談短篇小說創作》，《開卷》1979年第7期）。她寫過一篇題為《紫陽山下讀「紅樓」》的文章，比較詳細地記錄了《紅樓夢》對自己內心生活的巨大影響：「在那個時候，在紫陽山下，『紅樓』真像一股清泉，滋潤過我，支持過我，使我在那樣一個世界裡，鼓足了勇氣。不僅活了下來，而且對那種半飢半寒的生活，尚能留下一抹美好的記憶，連同那個光禿禿的紫陽山在內。」（《中國青年報》1980年4月1日）其實，《紅樓夢》對茹志鵑的影響，絕不止於此。她在《百合花》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對生活的溫柔而細膩的情感態度，那種從容、優雅的敘事語調，那種對於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滿詩意的表現能力，都無疑是受了《紅樓夢》影響的結果。雖然，在那個萬馬齊喑的時代，正像茹志鵑在一篇《後記》中所說的那樣：「連《紅樓夢》都帶上了『黃色』的帽子，我這一點點小不點兒的東西，又何足道哉！」但是，茹志鵑還是利用女性特有的感受能力，憑著她的不俗的才華，從《紅樓夢》里獲得了足夠的經驗支持，從而最終將自己的《百合花》作品，光榮地歸入了《紅樓夢》的精神譜系。
從風格和技巧上看，《百合花》儘管通體彌散著濃濃的詩意，但是，它卻清純自然，不事雕琢，體現出一種令人讚歎的樸實與優雅。聯想到它所產生的1958年，聯想到那個時代喧鬧、誇張、浮薄的風氣，它所表現出的剋制和平靜，實在是難能可貴。
那麼，從藝術上看，《百合花》成功的經驗是什麼呢？《百合花》成功的經驗，就是用白描手法對人物和物象進行簡潔而準確的描寫。這種由《史記》和《紅樓夢》等經典作品傳承而來的描寫技巧，極大地過濾了作者的簡單而隨意的主觀判斷，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實性的消極想像，而是以一種切實、客觀的方式，來寫人物的神態、語言和動作。聶華苓在評價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的時候說：「這篇小說所表達的是客觀的『真實』，而不是作者現身說法主觀的『真實』。」（《中國大陸小說在技巧上的突破——談〈剪輯錯了的故事〉》，《七十年代》1980年11月號）事實上，早在《百合花》中，茹志鵑就已經開始這樣寫了，而且達到了極為成熟的境界，取得了令人讚賞的敘事效果。茹志鵑是一個會用文字畫像的人，一個會用文字傳遞聲音的人，她對新媳婦的描寫，就給人一種繪畫才有的生動、逼真的印象：
我們走進老鄉的院子里，只見堂屋裡靜靜的，裡面一間房門上，垂著一塊藍布紅額的門帘，門框兩邊還貼著鮮紅的對聯。我們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幾聲，不見有人應，但響動是有了。一會，門帘一挑，露出一個年輕媳婦來。這媳婦長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樑，彎彎的眉，額前一溜蓬鬆松的留海。穿的雖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頭上已硬撓撓的挽了髻，便大嫂長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說剛才這個同志來，說話不好別見怪等等。她聽著，臉扭向裡面，盡咬著嘴唇笑。我說完了，她也不作聲，還是低頭咬著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沒笑完。這一來，我倒有些尷尬了，下面的話怎麼說呢！我看通訊員站在一邊，眼睛一眨不眨的看著我，好像在看連長做示範動作似的。我只好硬了頭皮，訕訕的向她開口借被子了，接著還對她說了一遍共產黨的部隊，打仗是為了老百姓的道理。這一次，她不笑了，一邊聽著，一邊不斷向房裡瞅著。我說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訊員，好像在掂量我剛才那些話的斤兩。半晌，她轉身進去抱被子了。
通訊員乘這機會，頗不服氣地對我說道：「我剛才也是說的這幾句話，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在這裡，所有的描寫都是樸素、平實的，充滿了如其所是的事實感，沒有哪一個物象是抽象的、模糊的，沒有哪一個對人物的動作和表情的描寫是似是而非的，而是，一切都宛然如在目前，我們就好像一個參與者和見證者，站在近旁，聽得見屋子裡的「響動」，看得見通訊員「頗不服氣」的樣子，窺見了新媳婦內心的「盡咬著嘴唇笑」的秘密。
那麼，《百合花》的主題到底是什麼呢？
外在地看，《百合花》表現的主題，似乎就是表現單一而純粹的「軍民魚水情」。這也是當時許多學者和批評家幾乎眾口一詞的說法。茅盾就曾說它「有聲有色地而且有層次地寫出了一個農家少婦對於解放軍的真摯的骨肉般的熱愛；而且，這種表達熱情的方式——為死者縫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現了農民的淳樸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在他看來，「這樣簡單的故事和人物卻反映了解放軍（通過那位可敬可愛的通訊員），和人民愛護解放軍的真誠（通過那位在包紮所服務的少婦）。這是許多作家曾經付出了心血的主題，《百合花》的作者用這樣一個短篇來參加這長長的行列，有它獨特的風格。」（《1958年短篇小說選》，作家出版社，1959）。茅盾的分析和判斷，顯然受了時代的拘制，因此，他雖然也看到了《百合花》與眾不同的「清新、俊逸」的風格，但是，卻對這篇小說主題的豐富性和情感的深厚性，缺乏足夠的認識，甚至表現出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的簡單否定的態度。事實上，《百合花》所表現的感情，不僅遠遠超出了「農民的淳樸的思想感情」與「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狹隘的對立，而且還豐富地表現了一些普遍的人性內容和永恆的情感內容。
其實，從《百合花》曲折艱難的發表過程，也能看出它並不十分符合那個時代的文學風尚，不僅不是一篇單純的歌頌軍民關係的小說，而且，還與當時的評價尺度存在距離。茹志鵑後來這樣回憶《百合花》面世的艱難過程以及她當時忐忑不安的沉重心情：
我把它寄給了別的刊物，但是寄出去退回來了，再寄出去又退回來了，他們的意見是這篇作品感情陰暗，不能發表，這樣一來，作品連修改的餘地也沒有了。我為《百合花》傷心，同時，也發覺自己對文藝的看法和那些編輯部存在距離，這一點很使我苦惱，甚至對自己能否寫作也發生了懷疑。（《今年春天》，《解放日報》1962年5月17日）
用詩意的方式表現正常的人性和美好的情感，卻被當做「感情陰暗」，這說明《百合花》並不是一篇符合時代尺度的小說，並不是一篇純粹的「歌頌」性質的作品，也足以證明歌頌「軍民關係」之說並不能概括《百合花》的主題。事實上，反映「軍民關係」只是這篇小說所承載的極為有限的一部分情感內容，而更深層、更豐富的主題內容，卻是對戰爭時期的正常的人際關係和富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場景的描寫，是對平凡而溫暖的「母性之愛」的讚美，是對《紅樓夢》所表現的生活情調和倫理態度的認同，——正是這些方面的內容，使《百合花》至今讀來，令人猶覺親切、溫馨和美好。
事實上，《百合花》的寫作還包含著一種與時代情緒形成鮮明對照的心情態度：既是表達對人人自危的現實狀況的失望，也是抒發對往昔的燃情歲月的追懷。她說：「我寫《百合花》的時候，正是反右派鬥爭處於緊鑼密鼓之際，社會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嘯平處於岌岌可危之時，我無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後，不無悲涼地思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係。腦子裡像放電影一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