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短篇小說
作者：宗璞
原發刊物：《人民文學》
發表時間：1957年第7期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的當代敘事不得不左支右絀地面對這樣兩種力量的衝突，即作者處理自己與人物、人物與人物之間關係的「內部倫理」，與體現著意識形態要求的「外部規約」之間的摩盪。這一衝突是如此普遍和強烈，以至於我們要說，如果忽略了對這一衝突的關注和研究，我們就無法揭示當代小說創作的主要矛盾，就無法解釋影響當代小說發展的重要因素，就無法說明為什麼那麼多有才華的小說家束手無策，寸步難行。
小說的內部倫理是指小說家在塑造人物的時候，必須把人物當做絕對的中心，必須尊重人物自己的情感和人格，讓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愛和恨、思考和行動。事實上，光有尊重還不夠，作家還應該愛自己筆下的人物，即使面對的是有著嚴重的人格缺陷和罪錯的人物，也要寫出他的尚未泯滅的人性之光，寫出他的性格和氣質，寫出他的疼痛和哀傷。如果一個時代形成了嚴格而狹隘的「外部規約」體系，那麼，小說的內部倫理就面臨著被扭曲甚至撕裂的尷尬境遇，小說家筆下的人物，也難逃被簡單化甚至妖魔化處理的命運，就像黑格爾在談到史詩時所說的那樣：「在一個時代里如果出現了抽象的信仰，定得很完備的教條，固定的政治和道德的基本原則，那就離開史詩所要求的具體（一般與特殊尚未分裂）而家常親切（擺脫了外來文化的束縛）的精神狀態了。」（黑格爾：《美學》，三卷，下冊，商務印書館，1981）
就當代小說創作的「內部倫理」與「外部規約」的衝突來看，宗璞的短篇小說《紅豆》無疑是一個具有典型性的個案。寫作這篇作品的時候，宗璞還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她努力按照新時代所制定的「政治」原則和「文學」標準進行創作，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和西方經典小說的熏陶，使她實在難以徹底放棄另外一種更人性、更合理的人性觀和小說寫作原則，很難一下子就規行矩步地如法炮製。
現在，回過頭來看，宗璞的《紅豆》，寫得既纏綿悱惻，又很不舒展，彷彿無盡的情思，剛要宣吐出來，又咽了回去。它對人物的不舍之情寫得很真實，但是，到後來，卻按照狹隘的「鬥爭哲學」把一對戀人區分為「好人」和「壞人」，落入了「親不親，階級分」的俗套。
在虛假、乏味的模式化敘事泛濫成災的50年代，宗璞在《紅豆》中所表現出的略顯感傷的詩意美，令人耳目一新：
天氣陰沉沉的，雪花成團地飛舞著。本來是荒涼的冬天的世界，鋪滿了潔白柔軟的雪，彷彿顯得豐富了，溫暖了。江玫手裡提著一隻小箱子，在X大學的校園中一條彎曲的小道上走著。路旁的假山，還在老地方。紫藤蘿架也還是若隱若現的躲在假山背後。還有那被同學戲稱為阿木林的楓樹林子，這時每株樹上都積滿了白雪，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了。雪花迎面撲來，江玫覺得又清爽又輕快。她想起六年以前，自己走著這條路，離開學校，走上革命的工作崗位時的情景，她那薄薄的嘴唇邊，浮出一個微笑。腳下不覺愈走愈快，那以前住過四年的西樓，也愈走愈近了。
一開始，不是縱論天下大勢，也不是交代「時代背景」，而是別開生面地描寫雪景，這就顯得不同凡響。在作者的筆下，地上的雪不僅「潔白柔軟」，而且還讓「冬天的世界」顯得「豐富了，溫暖了」。這樣的描寫不僅很好地表現出了人物此時此刻的心情態度，而且，為整個小說確定了一個略顯惋傷的抒情基調。
接下來的敘述和描寫里，更是不乏越軌的筆致，甚至在無意識中突破了當時的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外部規約：
……江玫站起身來，伸手想去摸那十字架，卻又像怕觸到使人疼痛的傷口似的，伸出手又縮回手，怔了一會兒，後來才用力一撳耶穌的右手，那十字架好像一扇門一樣打開了。牆上露出一個小洞。江玫踮起腳尖往裡看，原來被冷風吹得緋紅的臉色刷的一下變得慘白。她低聲自語：「還在！」遂用兩個手指，箝出了一個小小的有象牙托子的黑絲絨盒子。江玫坐在床邊，用發顫的手揭開了盒蓋。盒中露出來血點兒似的兩粒紅豆，鑲在一個銀絲編成的指環上，沒有耀眼的光芒，但是色澤十分勻凈而且鮮亮。時間沒有給它們留下一點痕迹——
江玫知道這裡面有多少歡樂和悲哀。她拿起這兩粒紅豆，往事像一層煙霧從心上升起，淚水遮住了眼睛——
這裡的物象描寫，就更加出格甚至犯忌。因為，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宗教基本上被當做愚弄人民的工具，被當做必須反對和批判的封建迷信。天翻地覆，換了人間，「大救星」取代了「救世主」，彼岸的「天國」被置換為現實的「幸福天堂」，當此時也，宗教及其所承諾的「黃金世界」，不僅顯得虛妄而多餘，而且，實在就是「麻醉人民」的「鴉片」。而在「新時代」的文學敘事中，像「十字架」和「耶穌」這樣的宗教形象，已經不允許以讚美甚至中性的態度來描寫了。然而，宗璞在寫作《紅豆》的時候，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禁忌」的存在。她將這兩個最有代表性的宗教意象，與對昔日的愛情的追懷聯繫到了一起，這雖然符合一個從舊時代走過來的情感豐富的大學生的情感邏輯，有助於強化「紅豆」所象徵的「歡樂和悲哀」，進而賦予這些情感以莊嚴的色彩和苦難的性質，但卻難避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封建宗教迷信的嫌疑。
然而，把「階級敵人」寫成鬼，或者寫得不人不鬼，是新的敘事規約所要求的。與當時流行的敘事模式不同，宗璞在《紅豆》里，一開始並沒有把齊虹寫成一個形容醜陋而靈魂醜惡的人，而是真實地寫出了他的優雅：
在這寂靜的道路上，一個青年人正急速地向練琴室走來。他身材修長，穿著灰綢長袍，罩著藍布長衫，半低著頭，眼睛看著自己前面三尺的地方，世界對於他，彷彿並不存在。也許是江玫身上活潑的氣氛，臉上鮮亮的顏色攪亂了他，他抬起頭來看了她一眼。江玫看見他有著一張清秀的象牙色的臉，輪廓分明，長長的眼睛，有一種迷惘的做夢的神氣。江玫想，這人雖然抬起頭來，但是一定並沒有看見我。不知為什麼，這個念頭，使她覺得很遺憾。
根據作者的暗示，齊虹對外部的世界缺乏關注的熱情，有利己主義的傾向，但是，他的容貌卻是可愛的，氣質也是令人好奇甚至著迷的。他懂得音樂，有很高的欣賞能力。他嚮往純粹理想的生活，「一個真正的世界，科學的、美的世界」，然而，他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卻「這樣空虛，這樣紊亂，這樣醜惡」。對現實中的一切，他都不滿，都厭惡。這種青春期焦慮症，其實是很正常的。這種短暫的絕望情緒，很快就會擺脫掉的。然而，作者卻代表自己的時代，把一種殘缺的世界觀強加給了這個「反動的」青年。她讓他這樣理解「自由」：「人活著就是為了自由。自由，這兩個字實在好極了。自己就是自己，自由就是什麼都由自己，自己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在新的意識形態詞典里，「自由」基本上被當做「自私」、「任性」和「個人主義」的同義詞。那些歪曲「自由」和反對「自由主義」的人，就是通過賦予「自由」以消極的性質來限制它和扼殺它的。宗璞就在無意識中接受了對「自由」的這種偏見。她用殘缺的「自由」來否定自己筆下的「反面人物」。
這樣一來，宗璞就不可能把齊虹寫成一個有尊嚴、有個性、有思想的人，而是按照自己時代對「自由」的誤解甚至否定態度，從而把齊虹寫成了一個病態的恨世主義者：
他們循著沒有人跡的長堤走去，因為沒有別人而感到自由和高興。江玫抬起她那雙會笑的眼睛，悄聲說：「齊虹，咱們最好去住在一個沒有人的島上，四面是茫茫的大海，只有你是唯一的人，——」
齊虹快樂地喊了一聲，用手圍住她的腰。「那我真願意！我恨人類！只除了你！」
宗璞寫起兩個青年人的愛情感受來，有時真切而細膩，但是，她似乎還不太會寫人物的思想，或者說，還沒有按照小說內部倫理的客觀性原則和真實性原則，讓人物自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痛苦。「我恨人類！只除了你！」為什麼要「恨人類」？是什麼樣的傷害記憶使他陷入這種可怕的精神狀態？作者根本沒有給人物提供替自己辯護的機會，沒有讓他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充分的解釋。她只是按照時代的暗示和要求，簡單地把他寫成這樣一個令人費解和厭惡的人。
在接下來的敘事中，宗璞幾乎完全按照時代的外部規約來寫了。她讓「進步」的蕭素對江玫進行革命啟蒙，對江玫進行無產階級人生觀教育：「人生的道路，本來不是平坦的。要和壞人鬥爭，也要和自己鬥爭——」蕭素是這篇小說里的「正面人物」，代表著光明和方向。鬥爭是她的宗教。對信奉這一宗教的人來講，所有人的解放和拯救、希望和幸福，全都得通過「鬥爭」才能實現。在這種新宗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