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短篇小說
作者：蕭也牧
原發刊物：《人民文學》第一卷第三期
發表時間：1950年1月1日
1950年1月1日，新中國成立整整三個月。倘若採取舊式紀年，亦不妨說是共和國元年元旦。
這一天，新中國文學裡地位最高的刊物《人民文學》第一卷第三期以「新年號」的特別名義出版了。上面刊登著一篇很不一般的作品——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作者蕭也牧。
「很不一般」，是指在此後一年多內，它面臨了天懸地殊的兩種境地。起先是廣受歡迎，聲譽鵲起；然而轉至翌年6月，輿情突變，短短十來天一躍而為文壇頭號批判對象。至於進一步引出的影響及長遠的意味，就更不以此為限。
情節內容大致如下：一對夫妻，丈夫為知識分子出身，妻子原是貧農，參加革命後在軍工廠當工人。如今他們隨革命勝利，作為「進城幹部」，一起到北京。丈夫思想起了微妙變化，嫌妻子「土」，與新環境不協調。於是夫妻有了罅隙，一個要「變」，一個很固執地「不變」。最後，事實教育了丈夫，使他認識到根本而言妻子是對的，自己則「依然還保留著一部分很濃厚的小資產階級的東西」。當然，妻子態度亦稍有調整，表示新環境之下，「工作方式方法」值得重新考慮。
到「文革」結束為止，中國不存在與黨的方針政策無關的文學創作，所有作品都對其中某項內容進行「配合」。本篇也不例外。它所「配合」的，是建國初期黨最為重視的一個問題：革命隊伍的「拒腐防變」。毛澤東曾將「進城」比作「趕考」，能不能經受住這場考驗，被認為攸關未來。《我們夫婦之間》，雖不涉及「腐」，但卻以「變」為關節，男女主人公之間所有矛盾，源於變與不變之爭。蕭也牧寫這篇小說，目的當屬體會黨的關切，及時、積極地通過文學進行宣傳配合。
本來，從邏輯上說，「進城」作為一道坎，它所隱含的「變質」的擔憂，主要是針對革命隊伍中出身鄉村者。對於他們，新環境、新現實與自身經歷構成更大反差，「考驗」的嚴峻性才比較突出。應該說，以「南京路上好八連」為本事編寫的《霓虹燈下的哨兵》，對這個問題的表達，與原來的含義更加吻合。對比一下，我們不難體會蕭也牧落筆之前，心中頗存「顧忌」，甚至早有自儆。類似三排長陳喜那個角色，他安排了一個知識分子形象來代替；「進城」這件事，對貧農出身的妻子張同志沒有構成是非原則的考驗，倒是知識分子出身的李克險些栽了跟頭。這樣的情節，不能說毫無生活根據，作者所以這麼處理，更大可能是規避對「工農形象」做負面描寫。這也許說明，對這題材風險所在，蕭也牧已有所預感，並事先加以防範。
然而，毀謗還是不期而至。
第一篇批判文章出現於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報》，即陳涌所作《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文章發表在黨中央機關報上，這似乎可以讓人有些猜想。不過，陳涌本身一直是活躍的文學批評家，《人民日報》有專門的文藝版面，雖然政治性很強，但也未必每篇持否定意見的文章都有「背景」。
就文章本身看，儘管持否定態度，但調子基本溫和，大致屬於就事論事，論斷上比較克制，沒有特彆強烈的從政治上給作者作品「定罪」的意圖。它不滿意蕭也牧，在於兩點：一、對張同志亦即妻子，描寫上有所「醜化」；二、流露了「小資產階級思想情緒」。另外，與後來上綱上線的批判不同，陳涌文中並不一般地反對寫日常生活、戀愛事件等，只是強調「能否正確地去描寫」。還有一個重要區別，陳涌的文章並非專門針對《我們夫婦之間》，實際上它是從蕭也牧兩篇小說談起，上下兩個部分用比較平均的篇幅，順序談了《我們夫婦之間》和《海河邊上》，看上去也更像是普通的作品評論，與刻意製造事端的「大批判」尚有距離。
關鍵是第四卷第五期《文藝報》。這期《文藝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來信者名叫李定中，這是一個文壇誰都沒聽說過的名字。《文藝報》的編者在這封信前頭，加了一條「編者按」：
陳涌同志寫的《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見6月10日《人民日報·人民文藝》），對蕭也牧的作品作了分析，我們覺得，這樣的分析是一個好的開始。讀者李定中的這篇來信，尖銳地指出了蕭也牧的這種創作傾向的危險性，並對陳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補充，我們認為很好。我們熱烈歡迎廣大讀者對文藝創作大膽地提出各種意見；我們特別希望能多收到這樣的讀者來信。
概括起來，它發出兩個信息。第一，對陳涌文章的不滿足。它說，陳涌文章是「好」的，但僅堪視為一個「開始」；它用對李定中來信的稱讚——「尖銳地指出了蕭也牧的這種創作傾向的危險性」——來暗示對陳涌文章的不盡人意之感，覺得他還夠不上「尖銳」，僅僅指出蕭也牧有一種創作傾向卻沒有指出這種傾向的「危險性」。因此，必須做「必要而有力的補充」，把話題引向深入。第二，是表明《文藝報》編輯部的態度。對李定中來信旗幟鮮明地「認為很好」，乃至以「熱烈歡迎」、「特別希望」等極迫切的字眼，鼓勵人們仿效李定中信為《文藝報》投稿；這實際上公布了決定就蕭也牧持續展開批判的計畫。
《文藝報》發表李定中信時，為其擬題《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玩弄人民」或者類似的字眼，在陳涌那裡是沒有的。這大概就是該報所呼喚的「尖銳」。如果說陳涌文章對蕭也牧作品提出了批評，那麼可以看見，這裡已經完全變成一種指責，甚至是審判或裁決。它明白無誤地認定，蕭也牧「有罪」。信中話語遠比標題兇猛。李定中在援引陳涌關於蕭也牧作品存在「小資產階級的觀點」這一看法後，表示他要「補充一句」。這一句是——
假如作者蕭也牧同志真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分子，那麼，他還是一個最壞的小資產階級分子！
這句話，不僅把問題從蕭也牧作品存在「小資產階級觀點」變成認定他本人其實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分子，進而宣布，即使在小資產階級中蕭也牧也是「最壞的」。
李定中嚴厲地說，根據蕭也牧「玩弄人民」的態度，來「評定」他的階級屬性，「簡直能夠把他評為敵對階級了」，蕭的態度「在客觀效果上是我們的階級敵人對我們勞動人民的態度」。李定中自己也意識到這是非常嚴重的指責，但是他強調，「我並不覺得我說得『過火』」。
李定中還不滿意陳涌認為蕭也牧錯誤的原因在於「脫離生活」；他糾正說，蕭也牧是「脫離政治」；雖然目前「是一個思想問題」，但「發展下去」，「就會達到政治問題」。也許那個時代，此類指責與措辭人們司空見慣、習以為常。若自我們看來，話說到如此可怖的地步，幾令人懷疑是否必欲置人死地而後快。
總之，李定中的信是一個轉折。此信發表之後，蕭也牧問題大大惡化了，批判也成為有組織的了。那麼，這個李定中究竟是誰呢？據石灣《共和國文壇的第一場運動》（《世紀》雜誌，2008年第4期）一文，1982年5月21日，丁玲在天津文藝界座談會上講話時予以披露：
《人民文學》把這個作品（《我們夫婦之間》）當做好作品發表，當時我雖認為不太好，但沒有吭聲，沒有寫文章。後來我離開北京到南方，陳企霞找馮雪峰寫了篇文章，這篇文章立場是好的，態度是嚴肅的，但過分了一點，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報》編輯部開會，一位文藝領導人就在那裡說：《文藝報》的路線錯了——
原來是馮雪峰，原來並沒有什麼「讀者來信」，原來一切是《文藝報》的苦心策劃。
幾年後，胡風在著名的「三十萬言書」里專門提出一條意見：「絕對禁止匿名批評、適合於自己企圖的『讀者中來』、甚至偽造的『讀者來信』。」（《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讀者中來」系《文藝報》的固定欄目。胡風這裡可能並不特指李定中的信。據說馮雪峰化名李定中一事，丁玲叮囑陳企霞勿與外人道，蕭也牧至死也不知情。胡風所談，當出於他平素對文壇的了解，此類做法實已臭名昭著。
那時，中國文壇有兩座重鎮，一個是《人民文學》，一個是《文藝報》。前者由茅盾任主編，後者即在丁玲掌握中。兩份國字型大小刊物，分別是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殿堂，各自發揮不同作用。大約因為角色不一——恐怕也與主編的「主觀因素」有關——《人民文學》相對能夠專註於文學建設，以致「思想傾向」成問題；《文藝報》卻以戰鬥者自居，火藥味十足，高調辦刊，不斷批這批那，發出「時代最強音」。
王蒙自傳《半生多事》說：「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受到丁玲帶頭的嚴肅批評。」此語如指第一篇批蕭文章系丁玲所寫，肯定是誤憶，不過，倘若「帶頭」二字是指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