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匡漢
看到《六十年與六十部》這一書名，有些人可能作出「應景」一類的質疑。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也常常遭到「時評」的譏諷。然而，在實踐的意義上，「文章合為時而著」一直是中國文學的悠久傳統，當代文學屬於運動中的美學，是與時代發展、文學現實緊密聯繫的一門新興學科。它需要以「入世」的姿態進入繁富又變動不居的研究對象，又需要以「跳出」的理路，比所考量的對象站得更高，規避那些亦步亦趨的「跟風」。
六十一甲子，蒼黃一瞬間。新中國六十華誕，其走過文學道路，可謂風雨坎坷；其成就的作家作品，可謂繁星滿天。僅以「時代第一文本」的長篇小說而言，「現代文學」三十年，大約共有2300餘部，能垂之於史的不過二十多部；但到了「當代」，頭十七年是300多部，「文革」十年是120餘部，近三十年、尤其是「新世紀」八年來，每年出版都在千部以上，六十年合計總量超過一萬部。如果說，「現代文學」生長出了一叢大樹，那麼，「當代文學」則是一片森林。這片森林，如今已是一個正在和平崛起的民族內在精神力度和強度的縮影之一，更是一個國家文化品格和向上力的重要形態之一。
當年劉勰論楚辭，有道是「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鴻裁固非易言，若可「獵」、「銜」與「拾」，也算是品鑒的高流。在「六十年與六十部」如此少量的限域內，我們僅就歷史的考量、問題的發掘和對作家作品保持距離的評述，粗陳所會，聊備參采，不揣管蠡之微，試言海天之大了。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中國大陸，創造社會主義文學的歷史足音，是由從舊中國跨入新中國的門檻，以及從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文學家們，共同探索並留下腳印的。
中國大陸從50年代起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動，為社會主義建設投放了第一批基石。不了解中國國情的異邦人士並不知曉，但親歷中國社會變動的包括文學家在內的人們都不會忘記，這第一批基石是為血與火所染的——在土地革命時期時期犧牲了百萬人，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將士傷亡達130餘萬……先烈們的浩氣，為新中國的誕生留下了不朽，為倖存者揭示了生命的真諦，為後來人高揚起理想的旗幟，自然也激勵著文學家們為國家的新生奉獻熱情和才智。面對一個新的時代，面對社會生活的劇變，面對基本被封鎖的困難環境中獨立自主、艱苦奮鬥的人民，新中國的文學藝術毫不遲疑地將徘徊在歐羅巴的幽靈，賦之以新的革命與建設的形象。
同20世紀上半葉的文學相比，共和國初期大陸文學之新就新在以宣揚革命熱情和生活理想為主導旋律，其英雄敘事為以往所少有。經歷了從舊到新的歷史滄桑，咨嗟詠嘆於民族國家之憂樂，寄懷縱目於河山風景之興替，努力以鏜嗒之聲同時代精神相共鳴，成了中國內地作家普遍性的使命與尋索。在大寫「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熱潮中，一部當代中國大陸新的文學藝術史，以新的農村題材和革命歷史畫卷為兩翼展開藝術想像，以書寫新兒女英雄譜構建文學形象長廊，卓織雄文，氣焰光彩。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壇控制比較嚴格而藝術相對單一的文學時期，仍有一批特殊的文本和敘事，因其承擔文學的使命而獲得的歷史合理性和藝術價值，儘管逝水流年，畢竟成為新中國文學生活的一個刻度，一段文學成長過程中的生命檔案。那些「風景」於今被人們鑲入鏡框裝了起來，紙「泛黃」了，但依然會散發些許溫暖。有價值的作品之於社會的作用，正是幫助人們完成記憶。
毋庸諱言，在推動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文學進程中，由於領導層有時對文化總形勢的錯誤估計和對文學家的不信任感，而導致在指導文學工作時，往往輕視理論、蔑視知識和忽視藝術，把文學視作「階級鬥爭工具」而綁上政治的戰車，動輒發動「高潮」、「運動」，連續出現敗筆。許多作家曾經踩著早春陽光大道舞步，有過熱情奔放、輕盈流暢的歡快，卻也有滿懷真誠卻被誤解的困惑，有受凌辱受折磨的沉痛。在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中，由於「鬥爭哲學」與「庸俗社會學」對文學的僵硬幹涉，一批作家的藝術翅膀遭到了折損。為激進主義文化思潮所迷惑，胡風、丁玲、馮雪峰、艾青等被判為「反革命」或「反黨」，一批嶄露頭角而敢於直言的文學才俊，受到了不適當的政治處理。文學界一些人也迷惘起來，逐漸滋生並膨脹了「虔誠的狂熱」和「盲目的自信」，示之以「立場堅定」、「政治方向明確」而對一切異已的或主流外「另類」文學的排他性，發展到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時已至極點。可以說，在共和國的頭三十年，相當多的作家們為指令、為時政所驅使，在非文學上面無謂地耗費了太多的時間和心力，創作未能進入充分的、審美的自由狀態，也就難以自覺地解決好藝術創造問題。以《雷雨》、《日出》而聞名的曹禺（1910-1996），晚年在回首前塵時不無愧疚地說：「歷次運動中我都沒有獨立的思考，而是按一種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別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喪失了自己。尤其是『文革』，它的極深的毒素至今在我的腦子還在留存。有些是我意識到的，有些是我根本意識不到的。但它卻在起著可惡的作用，甚至阻礙我的創造。這是非常痛苦而可怕的悲劇。」
這一悲劇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而終結。自1979年始，中國大陸作家方才真正翻開了「新時期文學」的一頁。政治並非文學之累，但文學從「為政治服務」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觀念轉折，大大促進了思想解放與藝術解放，回歸文學、回歸現實、回歸藝術個性，成為涌動的文化思潮與文學展示。上下求索的無悔和寵辱不驚的澄凈，使創作主體逐漸成為精神命運的擁有者，並從中窮盡新意識形態的藝術呈示。「想像的東方」被中國大陸作家作了令人為之歌哭和自豪的重新書寫。作家們歷經「火浴」而把焦灼與痛苦、奔突與追求融化於作品中，印證風雨夜歸的人情世態，並通過漢語思維與藝術，折射古老的東方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變動中重獲生機的心路歷程，其間流淌的酸甜苦辣和創造的歡欣，是一般外人都難以想像的。不少作品，或揭示了處於社會複雜關係中人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荒謬」與殘損，或反思了以往流行的價值取向所遮蔽的矛盾與問題，或展示了「耕作者」和「知識者」在當代的命運，或解剖了各色人等的心性結構與生存方式，總之，人們開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生活道路，文學作為「回應」，也必然有了更開闊的思想與藝術的空間，孕育了並非「被規範」而是多種樣態的可能性。
文學確實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引人注目的是，又一批新的青年作家群在中國文壇湧現。他們在六十年代當過「紅衛兵」或「紅小兵」，中學畢業或未畢業就趕上了聲勢浩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他們本應繼續接受正常教育，卻被驅趕到北大荒、雲南邊境、內蒙草原或陝北那些荒涼又艱苦陌生的地方，在被遺棄的環境里度過「睡不醒的青春」。他們付出了青春的代價，卻也在底層的歷練中獲得了比失去的更有份量的東西——文學與腳下這片土地更深沉的精神性的聯繫。「文化大革命」後登上文壇的這批文學青年，雖然沒有他們的前輩所背肩的歷史沉重，卻在和父老鄉親朝夕相處中獲得的情感和話語，使他們敢愛、敢恨，也敢於說出和寫出內心的熱切。這股青春熱流化成的作品，游弋於同往事乾杯與觀世態炎涼之間，有一份浩落蒼涼的人生感慨和對於命運的思考求索。
在中國文學界，也的確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成長於改革開放氣候中的青年作家，雄姿英發地活躍於當今文壇。這批晚生代作家，普遍接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當他們開始躋身於文學潮汐時，「文革」式的運動只像一個傳說，大一統的思維方式也只留下空洞的迴響。他們共享一個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時空，創作的自由度和想像力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釋放。他們中間，有的用藝術的方式解讀了中國人特有的生存意識；有的在對人生景象的反思和審視中融入人性的力量；有的關注城市同齡人的生存狀態和心靈狀態；有的懷念故土往日的陽光；有的嘲弄經濟活動中商場、情場、官場的糾結與是非；有的解構了現世的種種「烏托邦」；有的專註於女性內心深處的隱秘情感與靈魂訴求；有的將生活現實置於形而上的思考，且和後現代主義的敘述結構結合起來；還有的通過民族歷史變遷和民俗生活的深入把握，再現了民族特點、特質和成長曆程。可以說，在中國今日文壇上，在文化機制多樣化、文化環境寬鬆化、文藝觀念多元化、文學書寫個性化的當下，這批年富力強的作家，已成為推動中國文學全面復興的生力軍。
在中國，文學多種樣態的可能性的實現，20世紀90年代以後是一個重要標誌。如果說在此以前的漫長日子，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