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洶湧，災民似的，我被撞得東倒西歪，還得奮力擺脫形形色色的粗暴拉客族。出站大廳，密密麻麻的警察和保安鷹一樣的目光搜尋著人群，密集地抽查旅客證件。穿制服的總是讓我這種人眼發暈腿發軟，我問旁邊一位河北旅友咋回事，他反問：「你買票沒用身份證嗎？」
「沒呀。」
「那是你沒趕上，查練功的。」
「沒聽說啊？」
「我也不知道。嗨，說得很嚴重，說是邪教。電視里不停地放。」
我心虛地經過篩選，一出廣場，擁擠嘈雜燥熱汗臭和汽車尾氣讓我幾欲窒息。我餓狗搶食一樣擠上20路公汽。在北京站廣場又是一番掙扎，再次匯入另一片人山人海。看著巍峨的樓群開闊的街道閃爍的燈海，我如同十九世紀初到巴黎的外省人於連或拉斯蒂涅（註：於連、拉斯蒂涅，分別為法國作家司湯達（1783～1842）《紅與黑》和巴爾扎克（1799～1850）《人間喜劇》中男主角。）一樣局促不安。
一個從未想過的問題突入腦海：這個1000多萬人的城市，每天拉的屎、撒的尿都順著下水道流那去了？
汗流浹背的我拿出地圖對照著走，穿過地鐵通道，進入涼爽的恆基中心，然後通過長安街地下通道，來到長安大戲院背後僻靜的貢院衚衕里的四川駐京辦。這兒位置好，憑四川身份證可打折。中國人是靠味覺來認知世界和自我的，對於異鄉人而言，找到家鄉客棧，聽到鄉音，吃到家鄉菜，味覺上的認同就消弭了異域感，舒緩了緊張感，你也就獲得了一種短暫而虛擬的安全感。
「沒目的就不能來嗎？這事夠稀罕的。」看著登記薄上「來京目的」那一欄我就想笑。
「您第一次來北京吧？」那女子笑著問我。
「來過，前年還來過呢，住海淀那邊一賓館。」
「沒讓您填嗎？我不信。」
「是會務組幫我登記的。」我想起來了。
「對吧，不是老鄉為難您，規定不是我定的。」
「你說壞人來旅館還會寫下『我是來犯案的』的？我算開眼啦。」我拿起筆來，飛速寫下一溜字。那女子笑得直不起腰，另一女子納悶地拿起登記簿念了出來：「瞻仰偉大領袖遺容？啊——！」
「人民想念毛主席——這理由正當吧？來一次首都我容易嗎？全村都眼巴巴等我帶回好消息呢。」在眾人的笑聲中，我拿起身份證、鑰匙、出入證轉身進了電梯。
房間正對西晒，踏進去就像進了烤箱。趕緊打開電風扇，還是大汗淋漓。我鎖好錢包和手機，取出拖鞋，來到公共浴室。只有一男的。我一聲不吭沖了一會，那男的和我搭訕：「四川人吧？」
「啊。」
「旅遊還是開會啊？」
「瞻仰偉大領袖遺容——第二次。」
他大笑起來，笑聲既像公公又像娘娘。我掃了一眼，斯文的中年男人，身子白得晃眼，如去了毛的行貨。
「你身上好多毛啊！」他忽然說。
「嗨，我屬猴子的，沒進化完，嘢——，我直立行走了。」這無聊的地方，開開玩笑挺解悶。
他也大笑。突然，他一步上前：「哎呀，多雄性啊，好性感！」
我還沒反應過來，他就摟住我，我嚇得一退，呵斥道：「你幹嘛呀你？」
「我給你搓背吧，我們互相搓吧。小夥子好性感啊！」他叫道，一隻手伸到我背上。我奮力甩開他的手，讓他滾蛋。這個放肆的「同志」尷尬退後，訕訕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草草穿衣滾蛋了。
次日，我並沒有去瞻仰偉大領袖遺容——再偉大的木乃伊也是木乃伊。記得首次進京去瞻仰時，那宏大而陰森差點沒讓我當場暈過去，明明想擠出眼淚，結果卻濕了褲子。打小就特怕死人，總擔心那物事會突然坐起來沖你一笑什麼的。我想如果偉大領袖在天有靈，一定大發革命雷霆，無神論領袖的遺體是爾等拿來展覽的么？
我又看地圖，又問路人，東拐西繞，走進一大片不見邊際的迷宮般的衚衕里，好不容易才找到「燒餅衚衕」。這個壓根就沒燒餅鋪子的衚衕又窄又擠，一人多高的灰撲撲的老舊建築，猶如八十年代初期的靀城背街，和衚衕外寬闊體面的大街猶如兩個世界。晨歌所在的赫赫有名的出版社就位於衚衕深處。
老四合院門口，一老頭命我登記。還好，登記薄上「來京目的」一欄換成了「來本單位事由」，所以「瞻仰偉大領袖遺容」就變成了「和晨歌談稿」。老頭拿起老花鏡，看看我填的信息，再抬頭掃視我一眼：「哦——四川的？出書的吧？」
我哼哼哈哈。他又問：「家鄉人民生活還好吧？」
我有些吃驚，答道：「托您的福，家鄉人民很幸福。」
他顯然很滿意這個答案，還做出禮賢下士狀，親自領我走進大院。晨歌正和一著名作家通電話。他看上去年輕，一表人才，站起來和我握手，捂著電話對我說先到對面主編室。冬陽嬌小精幹，前幾年她和晨歌編輯的幾套作品橫掃中國之後，暢銷書不斷，名氣如日中天，門庭若市。冬陽取下眼睛，看著我：「你是戈海洋吧？」
「是的。」我就像偽軍見了太君似的點頭哈腰。
「你這是專門到北京談書稿來了？」
「好幾件事呢。」
「你的稿子我看了。」她站起來給我沏了一杯茶，安排我坐下，接著說，「你年輕，有潛力。不過這部書稿要出的話還得大改，咋改，你聽我的意見。」
「當然當然，給你們投稿，我不自量力。」我恭謙地說。
「我們社雖然名氣大，但還是小社。」她說，「你看我們這辦公環境，老民居，夠寒磣的吧，來個人都不好意思。不過我們過兩月就搬到寫字樓去了，五A級的，以後有機會可以過來坐坐。」
然後她叫一女孩將我的書稿拿來，翻開，裡面有一些用筆標出的記號，她隨便指出幾處：「你瞧，你這樣寫，看著倒痛快，出來肯定惹事。」
「那不過一個處級幹部，這種芝麻官中國怎麼也得上百萬吧。」我小心翼翼地說。
「這個跟級別沒關係，是寫法問題，背後是態度問題。你這部稿子麻煩大了，還沒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你可沒事，我們脫不了關係。也許別的社沒問題，我們出過一次事，檢討個沒完。」她解釋道，「我們是出版社，上邊不給你書號，你吃啥？」
「理解，理解。」我連連說。
冬陽要我把書稿拿回去動大手術，改完給晨歌。寒暄一陣，把我送出了燒餅衚衕。為了確證燒餅衚衕是否真有燒餅，我從另一頭走出去，連燒餅味兒都沒有，倒是有幾家杭州包子鋪把我的腸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邊的包子實在難吃，北方餃子還行，個兒大，至少填個飽。
長安街上道路的寬闊、建築物的宏大、車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摧枯拉朽般讓人產生螻蟻般的渺小感。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讓人渾身痒痒，以致於我經過他們的面前時，努力裝出一付上對得起黨和政府下對得起人民的樣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閑逛一陣，擠上1路公汽到了西單圖書大廈這個中國最大的書店。這裡不愧是個免費看書、免費納涼的好地方。暮色蒼茫時，乘地鐵到大望路，然後倒車前往紅廟。
幾年前，李皓和楊星辰再也無法忍受清貧，從位於京郊的單位不辭而別，淪為京漂一族。後來，他們向我炫耀他們上報啦——被單位開除，報上發聲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見了兩人。李皓在一家翻譯公司，沒底薪，翻譯千把字，可以掙一個盒飯啥的。還去楊星辰的「國際貿易公司」看了看。這是他從外貿公司辭職後剛成立的公司，光桿司令。我探頭探腦地進去，嚇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間十平米小房，既住人，還辦公。陰暗潮濕，散發著霉味，二十四小時開著慘白的吊燈，活像一處法西斯秘密專政場所。惟一有點公司痕迹的，是擁擠不堪的桌子上一台電腦、一台傳真和一堆中英文文檔，桌椅統統舊貨。那個下雨天，天花板不斷滲出水滴，楊總不得不在桌子和電腦上蓋幾張報紙，不停替換。他的生意是將國內小工藝品貼上自己的註冊商標銷往國外。楊總拿杯給我接水，飲水機活像患上慢性前列腺炎；我一坐下，屁股下的沙發發出哀嚎。我開玩笑說：「這哪是開公司，勞改啊。」
楊星辰苦笑：「勞改還管吃管住呢。哥們要真的撐不下去了，就學《警察讚美詩》里的索皮去。」
當時楊星辰和李皓都勸我留在北京，和他們構成「三劍客」或「鐵三角」什麼的，我也躍躍欲試，無奈老爸突發中風住院，放棄了。
在紅廟站，我四處張望，後腦勺被人一拍，回頭看一無所有，幾米處一陌生人偷著樂。我正納悶，腳腕處再被一擊，我一個趔趄，順勢向下一看，兩傢伙正蹲在地上咧開大嘴笑呢。打鬧著走向川菜館。這是楊星辰的意思，先吃飯，再去他「家」坐坐。李皓還是光棍，住在老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