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發現，現代中國人對古代文化的繼承，主要集中在明清兩代。這件事一直讓我很傷心。
這是因為，中華文化的格局和氣度到了明清兩代已經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難以收拾了。
也有不少人想收拾。甚至朝廷也有這個意思，一次次組織人馬編大型辭書。但文化的基元是個體創造，與官方聲勢關係不大。通過個體創造把文化收拾成真正大格局的，在明清兩代六百多年間，我看也就是王陽明和曹雪芹兩人。
其他人物和作品，近距離看看還可以，如果放長遠了看，或者放到國際上看，就不容易顯現出來了。
怎麼會這樣呢？
這與社會氣氛有關。氣壓總是那麼低，濕度總是那麼高，天光總是那麼暗，世情總是那麼懸，禁令總是那麼多，冷眼總是那麼密，連最美好的事物也總是以沉悶為背景，結果也都有點變態了。
造成這樣的社會氣氛，起點是朱元璋開始實施的文化專制主義。
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一樣，朱元璋的文化專制主義是一種系統的設計、嚴密的包圍、整體的滲透、長久的綿延。
由草根起家而奪取了全國政權，朱元璋顯然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邏輯汲取了宋朝和元朝滅亡的教訓，廢除宰相制度，獨裁全國行政，濫用暴力，大批誅殺功臣，強化社會管制，實行特務政治。這麼一來，國家似乎被嚴格地掌控起來了，而社會氣氛如何，則可想而知。
不僅如此，他還直接問津文化。他在奪權戰爭中深知人才的重要，又深知掌權後的治國更需要文官。他發現以前從科舉考試選出來的文官問題很大，因此經過多年設計，他為科舉考試製定了一個嚴格的制度。那就是文官必出自科舉，考生必出自學校，考題必出自「四書五經」，闡述必排除己見，文體必符合八股，殿試必掌控於皇帝。這麼一來，皇帝和朝廷，不僅是政治權力的終端，也是學位考試的終端，更是全國一切文化行為和教育事業的終端。
這一套制度，乍一看沒有多少血腥氣，卻把中華文化全盤捏塑成了一個純粹的朝廷工具、皇家僕役，幾乎不留任何空隙。
當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劇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體文人了。因為他們存身的家園被圍上了高牆，被統一了話語，被劃定了路線，被鎖定了出口。時間一長，他們由狂躁、憤怒而漸漸適應，大多也循規蹈矩地進入了這種「文化—官僚系統」。也有一些人會感到苦悶，發發牢騷。儘管這些苦悶和牢騷有時也能轉化為不錯的思想和作品，但無可諱言，中國文人的集體人格已經從根子上被改造。
與此同時，朱元璋對於少數不願意進入「文化—官僚系統」的文人，不惜殺一儆百。例如，有的文人拒絕出來做官，甚至為此而自殘肢體。朱元璋聽說後，就把他們全殺了。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極高，以匪夷所思的想像力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文字獄，使中華文化從最高點上籠罩在巨大的恐怖氣氛之下。
文字獄的受害者，常常不是反抗者，而是奉承者。這個現象好像很奇怪，其實很深刻。奉承，未必被接受；受迫者，也未必能夠證明反抗過。這中間沒有等號，不能進行直接推理。
例如，有人奉承朱元璋是「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他居然看出來，「生」是暗指「僧」，罵他做過和尚，「作則」是罵他「做賊」。又如，有人歌頌他是「體乾法坤，藻飾太平」，他居然看出來，「法坤」是暗指「發髡」，諷刺他曾經剃髮，而「藻飾太平」則是「早失太平」。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那些原來想歌功頌德的文人當然也都逃不脫殘酷的死刑。這些人的下場尚且如此，稍有一點不同見解的文人當然更不在話下了。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
恐怖培養奴才，當奴才也被誅殺，那一定是因為有了鷹犬。
據我判斷，一個極權帝王要從密密層層的文翰堆里發現哪一個字有暗指，多數不是出於自己的披閱，而是出於鷹犬的告密。例如前面所說的由「法坤」而聯想到「發髡」，就明顯地暴露出那些腐朽文人咬文嚼字的痕迹，而不太符合朱元璋這麼一個人的文字感應。
文化鷹犬與朱元璋的特務政治密切呼應。當文化鷹犬成為一個永恆的職業，文字獄自然得以延續，而恐怖也就大踏步走向了荒誕。荒誕的恐怖是一種無邏輯的恐怖，而無邏輯的恐怖正是世間最嚴重的恐怖。
恐怖對於文明和文化的殘害，是一切沒有經過恐怖的人難以體會的。在恐怖中，最後連最高統治者本人也可能弄假成真，他也感受到了恐怖，也就是那種似乎人人都想奪其位篡其權的恐怖。只有一種人輕鬆自由，那就是那些文化鷹犬。他們沒有個人履歷，沒有固定主子，更沒有固定立場，也沒有固定話語，永遠隨著當下需要不斷地告密、揭發。他們的告密、揭發常常很難被人理解，因此又充當了分析批判、上綱上線的角色。
這種角色興於明代，盛於清代。在近代的兵荒馬亂間功用不大，成為一個蕪雜的存在，而到了「文革」時期又大行其道。直到今天，坊間還能看到少數孑遺，只不過早就更換了立場和話語罷了。若要排排他們的傳代系列，一直可追溯到朱元璋所培養的鷹犬隊伍，這是中國文化的負面特產。
朱元璋在發展經濟、利益民生、保境安民等方面做了很多好事，不失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有能力、有作為的皇帝；但在文化上，他用力的方向主要是負面的，留下的遺產也主要是負面的。
他以高壓專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氣氛，剝奪了精英思維，剝奪了生命尊嚴，剝奪了原創激情，後果非常嚴重。例如，連科學技術也難於發展了。明代建立之初，中國的科技還領先世界，但終於落後了，這個轉折就在明代。現在越來越多的智者已經認識到，文化氣氛能夠左右社會發展，對此我能夠提供的最雄辯的例子，就是明代。
到了清代，文字獄變本加厲，又加上了滿族統治者威脅漢族知識分子的一個個所謂「科場案」，文化氣氛更加獰厲。一個龐大國家的文化靈魂如果長期處於哆哆嗦嗦、趨炎附勢的狀態中，那麼，它的氣數必然日漸衰微。鴉片戰爭以後的一系列慘敗便是一種必然結果。
由朱元璋開始實施的文化專制主義，以儒學為工具，尤其以朱熹的理學為旗幟。看上去，這是大大地弘揚了儒學，實際上，卻是讓儒學產生了嚴重的質變。因為這樣一來，一種優秀的文化被迫與專制暴虐聯繫在一起了，讓它呈現出一種恃強凌弱、仗勢欺人的霸氣。其實，這並不是儒學的本來面目。
在朱元璋之後，明成祖朱棣更是組織人力編輯《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並嚴格規定，在科舉考試中，《四書》必依朱熹注釋，《五經》必依宋儒注釋，否則就算是異端。你看，連注釋都規定死了。不僅如此，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又把宋儒所設計的一整套行為規範如「三綱五常」之類也推到極端，造成很多極不人道的悲劇。
朱棣在如此推崇儒學的同時，又以更大的心力推行宦官政治和特務政治，如臭名昭著的東廠。這也容易讓儒學沾染到一些不好的味道。
由此，產生了兩方面的歷史誤會。
一方面，後代改革家出於對明清時期極權主義的憤怒，很自然地遷怒於儒學，甚至遷怒於孔子本人。面對「禮教吃人」的現實，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五四時期就出現過這種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人在捍衛、復興儒學的時候，也不知細緻分析，喜歡把它在明清時期被禁錮化、條規化的不良形態進行裝潢，強迫青少年背誦、抄寫、模擬，營造出一種悖世的偽古典夢境。直到今天，不斷掀起的「國學熱」中，仍然有這個毛病。
總之，不管人們如何褒貶儒學，直接著眼的往往是它的晚近面貌，也就是明清時代的面貌。
其實，早在明代中期，儒學因朝廷過度尊崇而走向保守和陳腐的事實已經充分暴露，於是出現了王陽明的「心學」。如果在明代前期，「心學」不可能問世。但是經過一個世紀的折騰，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越來越嚴重，而最高統治者也不再有朱元璋、朱棣那樣的強勢，朝廷已經處處捉襟見肘。在這種情況下，一位篤信儒學，只是要對儒學做一些不同於朱熹的解釋，同時又是一位幫著朝廷有效處理社會矛盾的將軍學者，就有了思考空間。
王陽明認為，知和行是同一件事，目標是「致良知」，也就是通過個人修養挖掘出人之為人的天賦道德。這種天賦道德也就是天理，因此心和理也就成了同一件事。這種理論，洗去了朱熹理學外加的龐大規範結構，讓一切規範都出自於內心，出自於本真。這就大大強化了儒學歷來比較薄弱的內在心理依據，凸顯了其間的善良根基，弘揚了「知善知惡」、「為善去惡」的文化責任。而且，他的理論表述始終保持著很高的哲學品位，果斷、嚴密、平易、優雅，實在是明代文化濁霧中的亮麗一筆。
王陽明是晉代書法家王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