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遠看去，宋代就像一團亂麻。
亂到什麼程度？我想用一句俏皮話來表述：亂到連最不怕亂的歷史學家也越講越亂，卻不知道自己已經講亂，更不知道如何來擺脫亂。
既然如此，所有的中國人也就找到了從亂局中泅身而出的理由。宋代是我們大家的，它再亂，也像祖母頭上的亂髮，等待我們去梳理。我們沒有理由讓亂髮長久地遮蔽了祖母，因為遮蔽祖母也就是遮蔽我們自己。
根據小時候的經驗，祖母是不信任我們梳理的，卻喜歡我們把小手當做梳子在她的頭上遊戲。有時她還會高興地說：「對，就這地方，再給我敲兩下！」她長年患有頭痛，我們不經意地碰到了某個穴位。
梳理宋代，情景也差不多。
宋代還沒有開門，中國似乎已經亂成一片。
從唐王朝滅亡到宋王朝建立，中間隔了五十幾年。在這短短的五十幾年時間內，黃河流域相繼出現了五個王朝，史稱「五代」；南方又出現了九個割據政權，再加上山西的一個，史稱「十國」。就這樣「五代十國」響響亮亮地作為一個正式名稱進入中國歷史，史籍間也一本正經地排列著「五代本紀」、「十國世家」之類，乍一看還以為是概括了多麼漫長的年代呢。
把十幾個各自獨立的皇帝擠在一起，會出現什麼情景自可想像。更麻煩的是，這些皇帝為了表明自己正統，喜歡沿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的朝代名稱，例如梁、唐、晉、漢、周等，人們不得不一一加一個「後」字來表示區別，也實在讓人頭暈的。
宋朝，就是在這樣的亂局中建立起來的。
結束混亂，這本來是一件好事，誰料想，卻迎來了更大範圍內的危機。原先的五代十國都是漢族政權，而宋朝面臨的是一個又一個強大勇猛、虎視眈眈的少數民族政權。風起雲湧般的馬蹄聲永遠回蕩在耳邊，令人沮喪的戰報不斷從前方傳來，什麼辦法都想過了還是沒有辦法，除了失敗感就是屈辱感，這就是宋朝。
先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立國時間早於宋朝，領土面積也大於宋朝，宋朝哪裡是它的對手？留下的只是楊家將一門抗敵的故事。然後是西北方向的党項族建立的西夏，一次次進攻宋朝，宋朝也屢戰屢敗。再後來，遼的背後女真族建立的金，領土也比宋大，先把遼滅了，又來滅宋，宋朝的剩餘力量南遷，成為南宋。南宋在軍事上更是不可收拾，留下的只是傑出將領岳飛被枉殺的故事。等到蒙古族的騎兵一來，原先的這個族那個族、這個國那個國、這個軍那個軍，全都齊刷刷地灰飛煙滅，中華歷史也就鄭重地走向了唐之後的又一個大一統王朝——元朝，留下的只是文天祥他們英勇拒降的故事。
這麼一段歷史，如果硬要把宋朝選出來作為主角，確實會越想越不是味道：怎麼周邊的力量都與自己過不去？但是，如果從宏觀的中華歷史來看，其他各方也同樣是主角，每一個主角都有自己的立場系統，構成了一重重詭譎不定的旋渦，根本無法受制於同一個價值坐標。宋朝固然有英雄，其他各方也有英雄，而且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宋朝固然受委屈，但也做過不少自以為頗有韜略的壞事，像「聯金滅遼」、「聯蒙滅金」之類，不僅使亂局更亂，而且一再踩踏了政治倫理的底線，也加速了自身的滅亡。
這麼一想，我們在談論宋朝的時候，就不會像過去那樣充滿失敗感和屈辱感了。
在熱鬧的中華大家庭里，成敗榮辱駁雜交錯，大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站高了一看也就無所謂絕對意義上的成敗榮辱。如果有哪一方一直像天生的受氣包一樣不斷地血淚控訴、咬牙自勵，反而令人疑惑。浩蕩的歷史進程容不得太多的單向情感，複雜的政治博弈容不得太多的是非判斷。秋風起了，不要把最後飄落的楓葉當做楷模；白雪化了，又何必把第一場春雨當做仇敵。
歷史自有正義，但它存在於一些更宏觀、更基本的命題上，大多與朝廷的興衰關係不大。
蒙古族的馬蹄使得原來一直在互相較勁的西遼、西夏、金和南宋全都落敗，好像大家一起走向了死亡。是不是這樣呢？不是。
死亡的是朝廷，而不是文明。
朝廷的存在方式是更替型的，必然會你死我活；文明的存在方式是積累型的，有可能長期延續。
兩相比較，朝廷的存滅實在是太小太小的事情了。我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中國文人那麼固執，至今還牢牢捧著宮廷史官的職業話語不放，把那些太小太小的事情當做歷史的命脈，而完全不在乎九州大地真實的文明生態。
宋代，最值得重視的是它的文明生態。
一提它的文明生態，它完全改變了形象，立即成了一個繁榮、富庶、高雅、精緻、開明的時代，穩坐在中國歷史的高位上藹然微笑。
這是宋代？
不錯，這是宋代。
宋代的文明生態，首先表現在社會經濟生活上。我本人由於很多年前寫作《中國戲劇史》，花費不少時間研究宋代的市井生活，比較仔細地閱讀過《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等著作，知道北宋時汴京（今河南開封）和南宋時臨安（今浙江杭州）這兩座都城的驚人景象。本來唐代的長安城已經是當時全世界最繁華的所在了，而汴京和臨安的商市比之於長安又大大超越了。
長安的坊和市，都是封閉式的；而汴京的街和巷，則完全是開放式的了。手工行業也比長安多了四倍左右，鱗次櫛比地延伸為一種摩肩接踵式的熱鬧。這一點，我們從張擇端的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種熱鬧，在唐代的長安城裡是有時間限制的，一到夜間就閉坊收市了；而宋代的都城卻完全沒有這種限制，不少店鋪的夜市一直開到三更，乃至四更，而到了五更又開起了早市。
這樣的都城景象，是不是一種畸形的虛假繁榮呢？並不。
都城以數量巨大的全國市鎮作為基座，在北宋時，全國的市鎮總量已接近兩千。城市人口佔到了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因此，熙熙攘攘的街頭腳步還是會聚了大地的真實。據歷史學家黃仁宇統計，當時的商品流通量如果摺合成現在的價格，差不多達到了六十億至七十億美元。可以斷言，宋代的經濟水平是當時世界之最。
作為城市後方的農村，情況如何？宋代無疑是中國農業大發展的時期。水稻種植面積比唐代擴大了一倍，種植技術更是迅速提高，江浙一帶的水稻畝產量已達到八九百斤。此外，蠶桑絲織進入了專業化生產階段，產量和質量都突飛猛進。
由於農業的發展，中國人口在宋代進入一億大關。
至於科技，宋代也是整個中國古代史的峰巔。例如把原先的雕版印刷推進到活字印刷，把指南針用於航海，把火藥用於戰爭，都是宋代發生的事。這些技術都相繼傳到西方，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在宋代，還出現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著作，像沈括的《夢溪筆談》、秦九韶的《數書九章》、蘇頌的《新儀象法要》、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宋慈的《洗冤集錄》等，各門學科都出現了一種認真研究的專業氣氛。
說到這裡我需要提供一個時間概念。宋代歷時三百二十年，這期間西方仍然陷落在中世紀的漫漫荒路中，只有義大利佛羅倫薩那幾條由鵝卵石鋪成的深巷間，開始出現一點市民社會的清風。在南宋王朝最終結束的那一年，被稱做歐洲中世紀最後一個詩人的但丁，才十四歲。直到一百七十年後，文藝復興的第一位大師達·芬奇才出生。由文藝復興所引發的歐洲社會大發展，更是以後的事了。
可見，宋代的輝煌，在當時的世界上實在堪稱獨步。
宋代的文化，更不待說。
我不想亟亟地搬出蘇東坡、朱熹、陸遊、辛棄疾、郭熙、梁楷來說事，而要特別指出宋代所開拓的一個重大文化走向：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
宋朝一開始就想用大批文官來取代武將，為的是防止再出現五代十國那樣的軍閥割據局面。大批文官從哪裡來？只能通過科舉考試，從全國的平民寒士中挑選。為了讓平民寒士具備考試資格，又隨之在全國廣辦公私教育，為科舉制度開闢人才基礎。
按照這個邏輯層層展開，全國的文化資源獲得空前的開發，文化空間獲得極大的拓展，上上下下的文化氣氛也立即變得濃郁起來。
所幸的是，這個邏輯還在一步步延伸：為了讓文官擁有足夠的尊嚴來執掌行政，不在氣勢上輸於那些曾經戰功卓著的武將，朝廷給了文官極高的待遇。有的史學家認真研究過宋代文官的薪金酬勞標準，結果嚇了一跳，認為其標準之高在中國可能是空前絕後的。
不僅如此，宋太祖趙匡胤在登基之初還立誓不殺士大夫和議論國事者，也就是保護有異見的知識分子。這項禁令，直到一百六十多年後的宋高宗趙構統治時才被觸犯。但總的說來，宋代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日子比其他朝代要好得多。
請看，文官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