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方史書上看，古代世界最驕傲的城市，肯定是那個曾經輝耀著雄偉的石柱和角斗場的古羅馬城。但是，與它同時屹立在世界上的長安城，比它大了六倍。
公元五世紀，「北方蠻族」佔領西羅馬帝國的時間和情景，與鮮卑族佔領中國北方的時間和情景，非常相似，但結果卻截然相反：羅馬文明被蠻力毀損，中華文明被蠻力滋養。
當長安城人口多達百萬的時候，羅馬的人口已不足五萬。再看羅馬周圍的歐洲大地，當時也都瀰漫著中世紀神學的陰鬱。偶爾見到一簇簇光亮，那是宗教裁判所焚燒「異教徒」的火焰。
再往東邊看，曾經氣魄雄偉的波斯帝國已在七世紀中葉被阿拉伯勢力佔領，印度也在差不多時間因戒日王的去世而陷於混亂。當時世界上比較像樣的城市，除了長安之外還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達。前者是聯結東西方的樞紐，後者是阿拉伯帝國的中心，但與長安一比，也都小得多，兩個城市加在一起還不到長安的一半。
後代中國文人一想到長安，立即就陷入了那幾個不知講了多少遍的宮廷故事。直到今天還是這樣，有大批重複的電視劇、舞台劇、小說為證。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如何歆羨龍御美人，而只是因為懶。歷來通行的史書上說來說去就是這幾個話題，大家也就跟著走了。
以宮廷故事擠走市井實況，甚至擠走九州民生，這是中國「官本位」思維的最典型例證。其實，唐代之為唐代，長安之為長安，固然有很多粗線條的外部標誌，而最細緻、最內在的信號，在尋常巷陌的笑語中，在街道男女的衣褶里。遺憾的是，這些都缺少記載。
缺少記載，不是沒有記載。有一些不經意留下的片言隻語，可以讓我們突然想見唐代長安的一片風光，就像從一扇永遠緊閉的木門中找到一絲縫隙，貼上臉去細看，也能窺得一角恍惚的園景。
你看這兒就有一絲縫隙了。一位日本僧人，叫圓仁的，來長安研習佛法，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會昌三年，也就是公元八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夜間，長安發生了火災：
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以西二十四行，四千四百餘家。官私財物、金銀絹葯，總燒盡。
這寥寥三十五個漢字，包含著不少信息。首先是地點很具體，即東市曹門以西，當然不是東市的全部。其次是商鋪數量很具體，即僅僅是發生在東市曹門以西的這場火災，就燒了二十四行的四千四百餘家商鋪。那麼，東市一共有多少行呢？據說有二百二十行，如此推算，東市的商鋪總數會有多少呢？實在驚人。
既然是說到了東市，就會想到西市。與東市相比，西市更是集中了大量外國客商，比東市繁榮得多。那麼，東市和西市在整個長安城中佔據多大比例呢？不大。長安城佔地一共八十多平方公里，東市、西市各佔一平方公里而已，加在一起也只有整個長安城的四十分之一。但是，不管東市還是西市，一平方公里也實在不小了。各有一個井字形的街道格局，劃分成九個商業區，萬商雲集，百業興盛，肯定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商業貿易中心。
由此可知，日本僧人圓仁所記述的那場大火，雖然沒有見諸唐代史籍，卻照見了長安城的生態一角，讓人有可能推想到人類在公元九世紀最發達的文明實況。其意義，當然是遠遠超過了三國時期赤壁之戰那場大火。赤壁之戰那場大火能照見什麼呢？與文明的進退、歷史的步履、蒼生的禍福、世界的坐標有什麼關係？
看來，我當初在農場對那位同學的勸阻還是對的。
東市的大火是半夜三更燒起來的。中國的房舍以磚木結構為主，比羅馬的大石結構更不經燒，到第二天，大概也就燒完了。按照當時長安的公私財力和管理能力，修復應該不慢。修復期間，各地客商全都集中到西市來了。
西市一派異域情調，卻又是長安的主調。飯店、酒肆很多，最吸引人的是「胡姬酒肆」，裡邊的服務員是美艷的中亞和西亞姑娘。羅馬的藝術，拜占庭風格的建築，希臘的纏枝卷葉忍冬花紋飾，印度的雜技魔術，在街市間林林總總。
波斯帝國的薩桑王朝被大食（即阿拉伯）滅亡後，很多波斯貴族和平民流落長安，而長安又聚集了大量的大食人。我不知道他們相見時是什麼眼神，但長安不是戰場，我在史料中也沒有發現他們互相尋釁打鬥的記載。
相比之下，波斯人似乎更會做生意。他們在戰場上是輸家，在商場上卻是贏家。寶石、瑪瑙、香料、藥品，都是他們在經營。更讓他們揚眉吐氣的，是緊身的波斯服裝風靡長安。漢人的傳統服裝比較寬大，此刻在長安的姑娘們身上，則已經是低胸、貼身的波斯款式。同時，她們還樂於穿男裝上街。這些時髦服飾還年年翻新。
長安街頭，外國人多得是。三萬多名留學生，僅日本留學生就先後來過一萬多名。留學生也能參加科舉考試，僅僅在唐代晚期，得中科舉的新羅（朝鮮）士子就有五十多名。科舉制度實際上是文官選拔制度，因此這些外籍士子也就獲得了在中國擔任官職的資格。他們確實也有不少留在中國做官。
有一位波斯人被唐王朝派遣到東羅馬帝國做大使，名叫「阿羅喊」。當代日本學者羽田亨認為，「阿羅喊」就是Abraham，現在通譯「阿伯拉罕」，猶太人里一個常見的名字。因此，極有可能是移居波斯的猶太人。
為了這位阿羅喊，我曾親自歷險到伊朗西部一座不大的城市哈馬丹（Hamadan），考察猶太人最早移居波斯的遺迹。我想，人家早就遠離家鄉做了唐朝的大使銜命遠行了，我們還不該把他們祖先的遠行史跡稍稍了解一點？
總之，在長安，見到做官的各種「阿羅喊」，見到賣酒的各種胡姬，見到來自世界任何地方從事任何職業的人，都不奇怪。他們居留日久，都成了半個「唐人」，而「唐人」則成了有中國血緣的世界人。
長安向世界敞開自己，世界也就把長安當做了舞台。這兩者之間，最關鍵的因素是主人的心態。
唐代的長安絕不會盛氣凌人地把異域民眾的到來看成是一種歸順和懾服。恰恰相反，它是各方文明的虔誠崇拜者。它很明白，不是自己「寬容」了別的文明，而是自己離不開別的文明，離開了，就會索然無味、僵硬萎縮。因此，它由衷地學會了欣賞和追隨。主人的這種態度，一切外來文明很快就敏感地覺察到了，因此更願意以長安為家，落地生根。
長安有一份充足的自信，不擔心外來文明會把自己淹沒。說得更準確一點，它對這個問題連想也沒有想過。就像一個美麗的山谷，絕不會防範每天有成群的鳥雀蝴蝶從山外飛來，也不會警惕陌生的野花異草在隨風搖曳。
如果警惕了、防範了，它就不再美麗了。
因此，盛唐之盛，首先盛在精神；大唐之大，首先大在心態。
平心而論，唐代的軍隊並不太強，在邊界戰爭中打過很多敗仗。唐代的疆域也不算太大，既比不過它之前的漢代，也比不過之後的元、明、清。因此，如果純粹從軍事、政治的角度來看，唐代有很多可指摘之處。但是，一代代中國人都深深地喜歡上了唐代，遠比那些由於窮兵黷武、排外保守而顯得強硬的時代更喜歡。這一事實證明，廣大民眾固然不願意國家衰落，卻也不欣賞那種失去美好精神心態的國力和軍力。
民眾的「喜歡」，就像我們現在所說的「幸福指數」，除了需要有安全上和經濟上的基本保證外，又必須超越這些基本保證，謀求身心自由、個性權利、詩化生存。從這條思路，我們才能更深入地解讀唐代。
有的學者羅列唐代的一些弱點，證明人們喜歡它只是出於一種幻想。我覺得這種想法過於簡單了。就像我們看人，一個處處強大、無懈可擊的人，與一個快樂天真卻也常常閃失的人相比，哪個更可愛？
在強大和可愛之間，文化更關注後者。
例如，唐太宗昭陵的六駿浮雕，用六匹戰馬概括一個王朝誕生的歷史，是一種令人敬仰的強大。但是，這些戰馬的腳步是有具體任務的，當這種任務已經明確，它們自己就進入了浮雕。於是，有另外一些馬匹載著另外一些主人出現了。李白寫道：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對於這番景象，我想，唐太宗和他的戰馬都不會生氣。
幾聲蒼老而歡樂的嘶鳴從遠處的唐昭陵傳來，五陵年少胯下的銀鞍白馬豎起了耳朵。一聽，跑得更快了。
唐代沒有「國家哲學」，這也是它的可愛之處。
好的學者也有一些，例如編撰《五經正義》的孔穎達、對我產生過很深影響的《史通》作者劉知幾。孔穎達這個河北衡水人是儒學發展史上無法省略的人物，他不僅把儒學的各種禮法規範結合在一起了，而且借鑒了道家和佛學的一些學理方式，很成格局，受到唐代帝王的支持。本來這很容易構成一種思想統治，但唐代畢竟是唐代，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