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大唐就在前面不遠處了，中國，從哪條道路走近它？
很多學者認為，順著中國文化的原路走下去，就成，遲早能到。
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事實並不是這樣。
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蕩之氣。這氣，秦漢帝國曾經有過，尤其在秦始皇和漢武帝身上。但是，秦始皇耗於重重內鬥和龐大工程，漢武帝耗於五十餘年與匈奴的征戰，元氣散佚。到了後來驕奢無度又四分五裂的亂世，更是氣息奄奄。儘管有魏晉名士、王羲之、陶淵明他們延續著高貴的精神脈絡，但是，越高貴也就越隱秘，越不能呼應天下。
這種狀態，怎麼締造得了一個大唐？
浩蕩之氣來自於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已經無法從宮廷和文苑產生，只能來自於曠野。
曠野之力，也就是未曾開化的蠻力。未曾開化的蠻力能夠參與創建一個偉大的文化盛世嗎？這就要看它能不能快速地自我開化。如果它能做到，那麼，曠野之力也就可能成為支撐整個文明的脊樑。
中國，及時地獲得了這種曠野之力。
這種曠野之力，來自大興安嶺北部的東麓。
一個仍然處於原始游牧狀態的民族——鮮卑族，其中拓跋氏一支漸有起色。當匈奴在漢武帝的征戰下西遷和南移之後，鮮卑拓跋氏來到匈奴故地，以強勢與匈奴余部聯盟，戰勝其他部落，稱雄北方，建立王朝，於公元四世紀後期定都於今天的山西大同，當時叫平城。根據一位漢族士人的提議，正式改國號為「魏」，表明已經承接三國魏氏政權而進入中華正統，史稱北魏。此後，又經過半個世紀的征戰，北魏完成了黃河流域的統一。
勝利，以及勝利後統治範圍的擴大，使北魏的鮮卑族首領們不得不投入文化思考。
最明顯的問題是：漢族被戰勝了，可以任意驅使，但漢族所代表的農耕文明，卻不能按游牧文明的規則來任意驅使。要有效地領導農耕文明，必然要抑制豪強兼并，實行均田制、戶籍制、賦稅制、州郡制，而這些制度又牽動著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的重大改革。
要麼不改革，讓中原沃土廢耕為牧，一起走回原始時代；要麼改革，讓被戰勝者的文化來戰勝自己，共同走向文明。
鮮卑族的智者們勇敢地選擇了後者。這在他們自己內部，當然阻力重重。自大而又脆弱的民族防範心理，一次次變成野蠻的兇殺。有些在他們那裡做官的漢人也死得很慘，如崔浩。但是，天佑鮮卑，天佑北魏，天佑中華，這條血跡斑斑的改革之路終於通向了一個結論：漢化！
從公元五世紀後期開始，經由馮太后，到孝文帝拓跋宏，開始實行一系列強有力的漢化措施。先在行政制度、農耕制度上動手，然後快速地把改革推向文化。
孝文帝拓跋宏發布了一系列屬於文化範疇的嚴厲命令。
第一，把首都從山西大同（平城）南遷到河南洛陽。理由是北方的故土更適合游牧式的「武功」，而南方的中原大地更適合「文治」。而所謂「文治」，也就是全面採用漢人的社會管理模式。
第二，禁說鮮卑族的語言，一律改說漢語。年長的官員可以允許有一個適應過程，而三十歲以下的鮮卑族官員如果還說鮮卑話，立即降職處分。
第三，放棄鮮卑民族的傳統服飾，頒行按漢民族服飾制定的衣帽樣式。
第四，遷到洛陽的鮮卑人，一律把自己的籍貫定為「河南洛陽」，死後葬於洛陽北邊的邙山。
第五，改鮮卑部落的名號為漢語單姓。
第六，以漢族禮制改革鮮卑族的原始祭祀形式。
第七，主張鮮卑族與漢族通婚，規定由鮮卑貴族帶頭，與漢族士族結親。
……
這麼多命令，出自於一個充分掌握了強權的少數民族統治者，而周圍並沒有人威逼他這麼做，這確實太讓人驚嘆了。我認為，這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憤怒的反彈可想而知。所有的反彈都是連續的、充滿激情的、關及民族尊嚴的。而且，還會裹卷孝文帝的家人，如太子。孝文帝拓跋宏對這種反彈的懲罰十分冷峻，完全不留餘地。
這就近似於莎士比亞戲劇中的角色了。作為鮮卑民族的強健後代，他不能不為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卻又不得不由自己下令放棄祖先的傳統生態。對此，他強忍痛苦。但正因為痛苦，反而要把自己的選擇貫徹到底，不容許自己和下屬猶疑動搖。他懲罰一個個反彈者，其實也在懲罰另一個自己。
他的前輩，首先提出漢化主張的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道武帝），曾經因為這種自我掙扎而陷入精神分裂，自言自語，隨手殺人。在我看來，這是文明與蒙昧、野蠻周旋過程中必然產生的精神離亂。這樣的周旋過程，在一般情況下往往會以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時間才走完，而他們則要把一切壓縮到幾十年，因此，連歷史本身也暈眩了。
中國的公元五世紀，與孝文帝拓跋宏的生命一起結束。但是，他去世時只有……只有三十二歲！
僅僅在這個世界上活了三十二年的孝文帝拓跋宏，竟然做了那麼多改天換地的大事，簡直讓人難以相信。他名義上四歲即位，在位二十八年，但在實際上他的祖母馮太后一直牢牢掌握著朝政。馮太后去世時，他已經二十三歲，因此，他獨立施政只有九年時間。
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九年！
他的果敢和決斷，也給身後帶來複雜的政治亂局。然而，那一系列深刻牽動生態文化的改革都很難回頭了，這是最重要的。他用九年時間把中國北方推入了一個文化拐點，而當時全中國的樞紐也正在那裡。因此，他是鮮卑族歷史上、北魏歷史上，乃至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傑出帝王。
我對他投以特別的尊敬，因為他是一位真正宏觀意義上的文化改革家。
說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我一直擔心會對今天中國知識界大批狂熱的大漢族主義者、大中原主義者帶來某種誤導。
似乎，孝文帝拓跋宏的行動為他們又一次提供了漢文化高於一切的證據。
固然，比之於剛剛走出原始社會的鮮卑族，漢文化成熟得太多。漢族自夏、商、周以來出現過不少優秀的社會管理設計者，又有諸子百家的豐富闡釋、秦漢帝國的輝煌實踐，不僅有足夠的資格引領一個試圖在文化上快速躍進的游牧民族，而且教材已經大大超重。漢族常常在被外族戰勝之後卻在文化上戰勝了外族，也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事實。
但是，我們在承認這一切之後也應該懂得，孝文帝拓跋宏的漢化改革，並不僅僅出於對漢文化的崇尚，而且還有更現實的原因。當他睜大眼睛看清了自己剛剛擁有的遼闊統治範圍，沉思片刻，便立即尋找軍事之外的統治資格。
在古代馬其頓，差不多和孝文帝死於同樣年紀的年輕君主亞歷山大大帝每征服一個地方，總是虔誠地匍匐在那裡的神祇之前，這也是在尋找軍事之外的統治資格。
我們必須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孝文帝拓跋宏強迫自己的部下皈依漢文化，卻未曾約束他們把豪邁之氣帶入漢文化。或者說，只有當他們充分漢化了，豪邁之氣才能真正植入漢文化。
他禁止鮮卑族不穿漢服、不說漢語，卻沒有禁止漢人不穿漢服、不說漢語。其實，「胡人」漢化的過程，也正是漢人「胡化」的過程。用我的理論概括，兩者構成了一個「雙向同體渦旋互生」的交融模式。
從北魏開始，漢人大量汲取北方和西域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這樣的實例比比皆是。有一次我向北京大學學文科的部分學生講解這一段歷史，先要他們隨口列舉一些這樣的實例來。他們在事先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居然爭先恐後地說出一大堆。我笑了，心想年輕一代中畢竟還有不少深明事理的人，知道漢文化即便在古代也常常是其他民族文化的受惠者，而不僅僅是施惠者。
我對北京大學的學生們說，在你們列舉的那麼多實例中，我最感興趣的是那些樂器：胡笳、羌笛、羯鼓、龜茲琵琶……如果沒有它們，大唐的宏偉交響音樂就會減損一大半。這隻要看看敦煌、讀讀唐詩，就不難明白。
這還只是在講音樂。其實，任何一個方面都是如此。由此可知，大唐，遠不是僅僅中原所能造就。
更重要的，還是輸入中華文化的那股豪氣，有點剽悍，有點清冷，有點粗糲，有點混沌，卻是那麼開闊、那麼自由、那麼放鬆。諸子百家在河邊牛車上未曾領略過的「天蒼蒼，野茫茫」，變成了新的文化背景。中華文化也就像騎上了草原駿馬，鞭鳴蹄飛，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魯迅說「唐人大有胡氣」，即是指此。
事情還不僅僅是這樣。
自從孝文帝拓跋宏竭力推動鮮卑族和漢族通婚，一個血緣上的融合過程也全面展開了。請注意，這不再是政治意義上，而是生命意義上的不分彼此，這是人類學範疇上的宏大和聲。
由此我要從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