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祖先遠比我們更親近詩。
這並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時代，而是還要早得多。至少，諸子百家在黃河流域奔忙的時候，就已經一路被詩歌所籠罩。
他們不管是坐牛車、馬車，還是步行，心中經常會回蕩起「詩三百篇」，也就是《詩經》中的那些句子。這不是出於他們對於詩歌的特殊愛好，而是出於當時整個上層社會的普遍風尚。而且，這個風尚已經延續了很久很久。
由此可知，我們遠祖的精神起點很高。在極低的生產力還沒有來得及一一推進的時候，就已經「以詩為經」了。這真是了不起，試想，當我們在各個領域已經狠狠地發展了幾千年之後，不是越來越渴望哪一天能夠由物質追求而走向詩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詩為經」的境界嗎？
那麼，「以詩為經」，既是我們的起點，又是我們的目標。《詩經》這兩個字，實在可以提挈中華文明的首尾了。
當時流傳的詩，應該比《詩經》所收的數量大得多。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是孔子把三千餘篇古詩刪成三百餘篇的。這好像說得不大對，因為《論語》頻頻談及詩三百篇，卻從未提到刪詩的事，孔子的學生和同時代人也沒有提過，直到三百多年後才出現這樣的記述，總覺得有點奇怪。而且，有資料表明，在孔子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詩經》的格局已成。成年後的孔子可能訂正和編排過其中的音樂，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無論是誰選的，也無論是三千選三百，還是三萬選三百，《詩經》的選擇基數很大，則是毋庸置疑的。
我本人一直非常喜歡《詩經》。過去在課堂上向學生推薦時，不少學生常常因一個「經」字望而卻步，我總是告訴他們，那裡有一種采自鄉野大地的人間情味，像是剛剛收割的麥垛的氣味那麼誘鼻，卻誰也無法想像這股新鮮氣味竟然來自於數千年前。
我喜歡它的雎鳩黃鳥、蒹葭白露，喜歡它的習習谷風、霏霏雨雪，喜歡它的靜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歡的，則是它用最乾淨的漢語短句，表達出了最典雅的喜怒哀樂。
這些詩句中，蘊藏著民風、民情、民怨，包含著禮儀、道德、歷史，幾乎構成了一部內容豐富的社會教育課本。這部課本竟然那麼美麗而悅耳，很自然地呼喚出了一種普遍而悠久的吟誦。吟於天南，吟于海北；誦於百年，誦於千年。於是，也熔鑄進了民族的集體人格，成為中國文脈的奠基。
中國文脈的奠基，分「天、地」二儀。天上的奠基，就是前面說過的那些神話；地上的奠基，就是《詩經》。
每次吟誦《詩經》，總會聯想到一個夢境：在朦朧的夜色中，一群人馬返回山寨要唱幾句約定的秘曲，才得開門。《詩經》便是中華民族在夜色中回家的秘曲，一呼一應，就知道是自己人。
《詩經》是什麼人創作的？應該是散落在黃河流域各階層的龐大群體。這些作品，不管是各地進獻的樂歌，還是朝廷採集的民謠，都會被一次次加工整理，因此也就成了一種集體創作，很少有留下名字的個體詩人。這也就是說，《詩經》所標誌的，是一個缺少個體詩人的詩歌時代。
這是一種悠久的合唱，群體的美聲。這是一種廣泛的協調，遼闊的共鳴。這裡呈現出一個個被刻畫的形象，卻很難找到刻畫者的面影。
結束這個局面的，是一位來自長江流域的男人。
屈原，一出生就沒有踩踏在《詩經》的土地上。
中華民族早期在地理環境上的進退和較量，說起來太冗長，我就簡化為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吧。兩條大河，無疑是中華農耕文明的兩條主動脈，但在很長的歷史中，黃河文明的文章要多得多。
無論是那個以黃帝、炎帝為主角並衍生出夏、商、周人始祖的華夏集團，還是那個出現了太皞、少皞、蚩尤、后羿、伯益、皋陶等人的東夷集團，基本上都活動在黃河流域。由此斷言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一點不錯。
長江流域活躍過以伏羲、女媧為代表的苗蠻集團，但在文明的程度和實力上，都無法與華夏集團相抗衡，最終確實也被戰勝了。我們在史籍上見到的堯如何制服南蠻、舜如何更易南方風俗、禹如何完成最後的征戰等等，都說明了黃河文明以強勢統治長江文明的過程。
但是，黃河文明的這種強勢統治，不足以消解長江文明。因為任何文明的底層，都與地理環境、氣候生態、千古風習有關，偉大如堯、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幸好是這樣，中華文明才沒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戰火中，走向單調。
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譎的漫漫巫風中，長江文明不習慣過於明晰的政論和哲思。它的第一個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將，不是聖賢，而是詩人，是一種必然。
這位詩人不僅出生在長江邊，而且出生在萬里長江最險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峽，更有一種象徵意義。
我多次坐船過三峽，每次都要滿心虔誠地尋找屈原的出生地。我知道，這是自然與人文兩方面經過無數次談判後才找到的一個交集點。
如果說，《詩經》曾經把溫煦的民間禮儀化作數百年和聲，慰藉了黃河流域的人倫離亂和世情失落，那麼，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他只是個人，沒有和聲。他一意孤行，拒絕慰藉。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
他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樣，而每一個不一樣又都與他身邊的江流、腳下的土地有關。
請想一想長江三峽吧，那兒與黃河流域的差別實在太大了。那兒山險路窄，交通不便，很難構成龐大的集體行動和統一話語。那兒樹茂藤密、物產豐裕，任何角落都能滿足一個人的生存需要，因此也就有可能讓他獨晤山水、靜對心靈。那兒雲譎波詭，似仙似幻，很有可能引發神話般的奇思妙想。那裡花開花落，物物有神，很難不讓人顧影自憐、借景騁懷、感物傷情。那裡江流湍急，驚濤拍岸，又容易啟示人們在柔順的外表下志在千里、百折不回。
相比之下，雄渾、蒼茫的黃河流域就沒有那麼多奇麗，那麼多掩蔭，那麼多自足，那麼多個性。因此，從黃河到長江，《詩經》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變成了屈原式的懸崖獨吟曲。
如果說，《詩經》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那麼，屈原則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人。
於是，我們看到屈原走來了，戴著花冠，佩著長劍，穿著奇特的服裝，掛著精緻的玉佩，臉色高貴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遠。這麼一個模樣出現在諸子百家風塵奔波的黃河流域是不可想像的，但是請注意，這恰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個體形象出現的偉大詩人。《詩經》把詩寫在萬家炊煙間，屈原把詩寫在自己的身心上。
其實屈原在從政遊歷的時候也到過黃河流域，甚至還去了百家會聚的稷下學宮（據我考證，可能是公元前三一一年），那當然不是這副打扮。他當時的身份，是楚國的官吏和文化學者，從目光到姿態都是理性化、群體化、政治化的。稷下學宮裡見到過他的各家學人，也許會覺得這位遠道而來的參訪者風度翩翩，舉手投足十分講究，卻不知道這是長江文明的最重要代表，而且遲早還要以他們無法預料的方式，把更大的範圍也代表了，包括他們在內。
代表的資格無可爭議，因為即使楚國可以爭議，長江可以爭議，政見可以爭議，學派可以爭議，而詩，無可爭議。
我一直覺得，很多中國文學史家都從根子上把屈原的事情想岔了。
大家都在惋嘆他的仕途不得志，可惜他在政壇上被排擠，抱怨楚國統治者對他的冷落。這些文學史家忘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如果他在朝廷一直得志，深受君主重用，沒有受到排擠，世界上還會有一個值得每一部中國文學史都辟出專章專節來恭敬敘述的屈原嗎？
中國文化人總喜歡以政治來框範文化，讓文化成為政治的衍生。他們不知道：一個吟者因冠冕而喑啞了歌聲，才是真正值得惋嘆的；一個詩人因功名而丟失了詩情，才是真正讓人可惜的；一個天才因政務而陷入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而如果連文學史也失去了文學坐標，那就需要把惋嘆、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直到今天，很多文學史論著作還喜歡把屈原說成是「愛國詩人」。這也就是把一個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學定位前面。「愛國」？屈原站在當時楚國的立場上反對秦國，是為了捍衛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權形式，當然合情合理，但是這裡所謂的「國」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我們不應該混淆概念。在後世看來，當時真正與「國家」貼得比較近的，反倒是秦國，因為正是它將統一中國，產生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形成梁啟超所說的「中國之中國」。我們怎麼可以把中國在統一過程中遇到的對峙性訴求，反而說成是「愛國」呢？
有人也許會辯解，這只是反映了楚國當時當地的觀念。但是，把屈原說成是「愛國」的是現代人。現代人怎麼可以不知道，作為詩人的屈原早已不是當時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