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面對一種宏大的文化，就像一個小孩面對一座大山。儘管住在山腳下，天天看見它，但要真正了解它，幾乎不可能。這是因為，它的悠久歷史，與小孩的年歲構不成平等的對話；它的驚人體量，與小孩的軀體形不成合理的互視。
只有極小的可能，這個小孩在經歷了殘酷的磨鍊之後，在一個極為安靜又極為孤獨的境遇中，開始對家門口的大山重新打量、重新猜測、重新感悟、重新發現。
我對中國文化史的重新打量，就發生在一個特殊的年月，一個特殊的地方。我將用「猜測黃帝」、「感悟神話」、「發現殷墟」三個話題，來表述我在近乎偶然的情況下突然對家門口的大山深感驚訝、開始探尋的過程。
那天夜裡，風雨實在太大，大到驚心動魄。
是颱風嗎？好像時間還早了一點。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麼大的風雨，又是在夜間，心裡感覺比什麼級別的颱風都要恐怖。
我知道這山上沒有人住。白天偶爾有一些山民上來，但說是山民，卻都住在山腳下。因此，在這狂風暴雨的渦旋中，我徹底孤單。蔓延無際的林木這時候全都變成了黑海怒濤，它們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間所有暴力的體現者和響應者，都在盡著性子奔涌咆哮、翻卷肆虐。
沒有燈火的哆嗦，沒有野禽的呻吟，沒有緩釋的跡象，沒有黎明的印痕。一切都沒有了，甚至懷疑，朗朗麗日下的風輕雲淡，也許只是一個奢侈的夢影？
這個時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萬年前的先民。他們在草澤荒灘上艱難邁步的時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狂風暴雨的深夜。因為，這是生存的懸崖，也是毀滅的斷壁，不能不全神貫注，觸目驚心。對於平日的尋常氣象、山水風景，他們也有可能淡淡地了上兩眼，卻還分不出太多的心情。
此刻我又順著這個思路想開去了，一下子跳過了夏、商、周、春秋戰國、秦、兩漢，來到了史前。狂風暴雨刪去了歷史，讓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與人對峙的洪荒時代。很多畫面交疊閃現，我似乎在畫面里，又似乎不在。有幾個人有點臉熟，仔細一看又不對……
——這時，我已經漸漸睡著了。
等我醒來時聽到了鳥聲，我知道，風雨已經過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說過，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蔣介石的一個隱秘藏書樓。原來叫「中正圖書館」，一九四九年之後當然廢棄了，卻沒有毀壞，摘下了牌子，關閉了門窗，由一位年邁的老大爺看守著。老大爺在與我進行過一次有關古籍版本的談話後，如遇知音，允許我可以任意閱讀藏書樓里所有的書。我認真瀏覽了一遍，已經把閱讀重點放在《四部備要》、《萬有文庫》和《東方雜誌》上。
由於一夜的風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葉斷枝。空氣特別清新，山泉格外充沛。我上山後放好買來的乾糧，又提著一個小小的鐵皮桶到溪邊打了一桶山泉水回來，便靜靜地坐著，等待老大爺上山，打開藏書樓的大門。
與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國總是互相遠征、互毀文明的情形不同，歷代中國人內戰再激烈，也只是為了爭奪對華夏文明的正統繼承權，因此無論勝敗都不會自毀文明。即便是周邊地區的游牧群落入主中原，也遲早會成為華夏文明中的一員。
這麼一想，我潛跡半山的生活立即變得純凈。當時山下的形勢還十分險惡，我全家的災難仍然沒有解除。但我的心態變了，好像層層疊疊的山坡、山樹、山嵐一齊拽著我蹬開了山下的渾濁喧囂，使我飄然升騰。一些看似空泛不實的大課題浮現在眼前，而且越來越讓我感受到它們的重要性。
例如，什麼是華夏文明？什麼是炎黃子孫？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我當時想，什麼時候世道靖和，我會下山，去瞻仰一些歷史遺址。因為正是那些地方，決定了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此刻在山上，只能邊讀古籍邊遙想，讓心靈開始絆絆地旅行。
我在早晨輕輕自語：黃帝，對，還是從五千年的黃帝開始，哪怕是猜測。
猜測黃帝，就是猜測我們遙遠的自己。
其實，很早就有人在猜測了。
從藏書樓書架上取下寫於兩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說——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可見早在《淮南子》之前，人們不管說什麼事都喜歡扯上炎帝、黃帝了，好像不這麼扯就沒有辦法使那些事重要起來。這麼扯來扯去，炎帝和黃帝的故事就編得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當然也越來越不可信。結果，到了司馬遷寫《史記》的時代，便出現了「愈古則材料愈多」的怪現象。
大家先是為了需要而猜測，很快把猜測當做了傳說，漸漸又把傳說當做了史實，越積越多。其中很多內容聽起來奇奇怪怪、荒誕不經，因此司馬遷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這種情形直到今天我們還很容易體會。看看身邊，越是模糊的事情總是「故事」越多，越是過去的事情總是「細節」越全，越是虛假的事情總是「證據」越硬，情形可能有點類似。
司馬遷根據自己的鑒別標準對這些內容進行了比較嚴格的篩選，顯示了一個歷史學家的職守。但是，他的《史記》還是從黃帝開始的。他確認，不管怎麼說，黃帝是中國歷史的起點。
這事過了整整兩千年之後，被懷疑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批近代歷史學家，根據歐洲的實證主義史學觀，認為中國歷史應該從傳說中徹底解脫出來。他們把可信的歷史上限划到東周，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他們認為在這之前的歷史是後人偽造的，甚至斷言司馬遷也參加了偽造。因此，他們得出結論：「東周以上無史。」按照這種主張，中國歷史的起點是公元前九世紀，離現在不到三千年。而黃帝的時代，雖然還無法做準確的年代推定，但估摸著也總有四五千年了吧。這一來，中國的歷史被這股疑古思潮縮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體現了近代科學思維，顯然具有不小的進步意義。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國民間歷來喜歡把故事當做歷史的淺薄頑癖。但是，這畢竟是近代科學思維的初級形態，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無法處置那些屬於「集體無意識」的文化人類學課題，無法解讀神話傳說中所沉澱的群體密碼，無法闡釋混沌時代所蘊藏的神秘真實。這個問題，我在以後還會專門說一說。
其實十九世紀的西方考古學已經開始證明，很多遠古傳說極有可能掩埋著讓人們大吃一驚的史實。例如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從一八七○年開始對於特洛伊遺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對於邁錫尼遺址的挖掘，以及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斯（Arthur Evans）一九○○年對於克諾索斯王宮遺址的挖掘，都證明了《荷馬史詩》和其他遠古傳說並非虛構。
就在伊文斯在希臘克里特島上發掘克諾索斯王宮的同時，中國發現了甲骨文，有力地證明商代存在的真實性。這就把疑古的學者們所定的中國歷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紀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紀。有些疑古學者步步為營，說：「那麼，公元前十四世紀之前的歷史是偽造的。」其實，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還可以從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書樓的古代典籍和現代書刊被我反覆地翻來翻去，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產生的更早一點時間，學術文化界還出現過「華夏文明外來說」。先是一些西方學者根據他們對人類文明淵源的強烈好奇，依據某些相似的細節，大膽地拉線搭橋，判斷華夏文明來自於埃及、印度、土耳其、東南亞、巴比倫。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巴比倫，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確實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發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從那裡找到了淵源，有的學者已經斷言那是「人類文明唯一的起點」。那麼，華夏文明為什麼不是呢？
連中國一些很著名的學者也被這種思潮裹卷，而且又從中國古籍中提供一些「證據」。例如蔣觀雲、劉師培、黃節、丁謙等都是。當時的一份《國粹學報》就發表過好幾篇這樣的文章。讓我驚訝的是，大學問家章太炎也在他的《序種姓篇》中贊成了外來說。
設想都非常開放，理由都有點勉強，往往是從一些古代中外名詞在讀音上的某些相近來做出大膽的推斷。例如章太炎認為中國的「葛天」，很可能是「加爾特亞」的轉音；黃節認為中國的「盤古」，很可能是「巴克」的轉音；劉師培認為中國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轉音。在這件事情上做得比較過分的是丁謙，他斷言華夏文明早期創造的一切，巴比倫文明都已經有了，包括天文、曆法、數學、井田制、服飾、器用都來自那裡。連文字也是，因為據說八卦圖像與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有點相似。有的學者甚至憑著想像把巴比倫文明傳入華夏大地的路線圖都畫出來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