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異鄉飄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變了。或是暑假裡，或是有病的時候，我雖則也常回中國來小住，但是複雜，黑暗的中國社會，我的簡單的腦子怎麼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氣剛退，澄清的天空里時有薄的白雲浮著，錢塘江上兩岸的綠樹林中的蟬聲，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大一天減退下去的時候，我又害了病回到了故鄉。那時候正有種種什麼運動在流行著，新聞雜誌上，每天議論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裡，就有許多年輕的學生來問我的意見，他們好像也把我當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們那一種熱心的態度，胸中卻是喜歡得很，但是一聽到他們問我的言語，我就不得不呆了。他們問說：「你是主張什麼主義的？」
我聽了開頭的這一句話就覺得不能作答，所以當時只吸了一口紙煙，把青煙吐了出來，用嘴指著那一圈一圈的青煙，含笑回答說：
「這就是我的主義。」
他們聽了笑了一陣，又問說：
「共產主義你以為如何？」
我又覺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里拿廠一枝香煙請那問者吸；他點上了火，又向我追問起前問的答覆來。我又笑著說：
「我已經回答你了．你還不理解么？」
「說什麼話！我問你之後你還沒有開過口。」
我就指著他手裡的香煙說：
「這是誰給你的？」
「是你的。」
「這豈不是共產主義么？」
他和大家又笑了起來。我和他們講講閑話，看看他們的又嫩又白的面貌，——因為他們都是高等小學生——覺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們和我共飯。但是他們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滿足的樣子，因為我不能把那時候在日本的雜誌上流行的主義介紹給他們聽。
有一天晚上，南風吹來，有些微涼，但是因為還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飯吃完後，不能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親坐在天井裡看青天里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親幽幽的責備我說：
「你在外國住了這樣長久，究竟在那裡學些什麼？你看我們東鄰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歲，他又不上外國去，只在杭州中學校里住了兩年，就曉得許多現在有名的人的什麼主義，時常來對我們講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講那些主義的緣故，被人家請去了么？昨天他的父親還對我說，說他一個月要賺五十多塊錢哩。」
我聽了這一段話，也覺得心裡難過得很。因為我只能向乾枯的母親要錢去花，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卻一點也做不出來，譬如一種主義的主張，和新聞雜誌上的言論之類我從來還沒有做過，所以我的同鄉，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我的同學，沒有一個人記著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親，也疑惑我起來了。我眼看著了暗藍的天色，盡在那裡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徑，母親好像疑我在傷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說：
「達！你要吃蛋糕么？我今天托店裡做了半籠。還沒對你說呢！」
我那時候實在是什麼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絕了，母親必要哀憐我，並且要痛責她自己埋怨我太厲害了，所以我就對她說：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時候，我還獃獃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見一個星飛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長兄家裡去住了三個月。那時候，我有一個同鄉在大學裡念書。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鄉那裡遇著了二位我同鄉的同學，他們問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個名片：一位姓陳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著基而特社會主義者，消費合作團副團長，大學雄辯會幹事，經濟科學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約有三十歲內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體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只刻有人道主義者，大學文科學生的兩個銜頭。
他們開口就問我說：
「足下是什麼主義？」
我因為看見他們好像是很有主張的樣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說：
「我還在念書，沒有研究過各種主義的得失，所以現在不能說是贊成哪一種主義反對哪一種主義的。」
江西的胡君就認真的對我說：
「那怎麼使得呢！你應該知道現在中國的讀書人，若沒有什麼主義，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們的同學，差不多都是有主義的。你若不以我為潛越，我就替你介紹一個主義吧。現在有一種世界主義出來了。這一種主義到中國未久，你若奉了它，將來必有好處。」
那美少年的陳君卻笑著責備姓胡的說：
「主義要自家選擇的，大凡我們選一種主義的時候，總要把我們的環境和將來的利益仔細研究一下才行。考察不周到的時候，有時你以為這種主義一定會流行的，才去用它。後來局面一變，你反不得不吃那主義的虧。所以到了那時候，那主義若是你自家選的呢，就同啞了吃黃連一樣，自打自的嘴巴罷了，若是人家勸你選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於那勸你選的人。所以代人選擇主義是很危險的。」
我聽了陳君的話，心裡感佩得很，以為像那樣年輕的人，竟能講出這樣老成的話來。我呆了一會，心裡又覺得喜歡，又覺的悲哀。喜歡的就是目下中國也有這樣有學問有見識的青年了；一邊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著一種絕大的悲哀：
「我在外國圖書館裡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點什麼學問？」
我正獃獃的坐在那裡看陳君的又紅又白的面龐，門口忽又進來了一位駝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葉一樣，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齡來。青黃的臉上架著一雙鐵邊的近視眼鏡。大約是他的一種怪習慣，看人的時候，每不正視，不是斜了眼睛看時，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細又黑的眼鏡圈外來偷看。我被他那麼看了一眼，胸中覺得一跳，因為他那眼鏡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說：
「你這位青年是沒有主義的么？那真可憐呀！」
我的同鄉替我們介紹之後，他又對我斜視了一眼，才從他那青灰布的長衫里摸了一張名片出來。我接過來一看，上邊寫著「人生藝術主唱者江濤，浙江」的幾個字，我見了浙江兩字，就感覺著一種親熱的鄉情，便問他說：
「江先生也是在大學文科里念書的么？」
他又斜視了我一眼，放著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說：
「是的是的，我們中國的新文學太不行了。我今天《晨報》上的一篇論文你看見了么？現在我們非要講為人生的藝術不可。了要和勞動者貧民表同情不可。他們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階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階級的文學，怎麼能趕得他們上呢？況且現在中國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人生的藝術，怕一般青年就要罵我們了。」
江君講到這裡，胡君光著兩眼，帶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鐘似的聲音叱著說：
「江濤，你那人生藝術，本來是隸屬於我的人道主義的。為人生的藝術是人道主義流露在藝術方面的一端。你講話的時候絕不提起你的主義的父祖，專在那些小問題上立論，我是非常反對的，並且你那名片上也不應該只刻人生藝術那幾個字，因為人生藝術，還沒有成一種主義，你知道么？你在名片上無論如何，非要刻人道主義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吧！」
胡君江君爭論了兩個鐘頭，還沒有解決，我看看太陽已經下山了，再遲留一刻，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個人走了。我走到門口的時刻，聽見屋裡爭執的聲音更高了起來，本來是膽子很小，並且又非常愛和平的我，一邊在灰土根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來，一邊卻在心裡祈禱著說：
「可敬可愛的諸位主義的斗將呀，願你們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來。」
三
我回到哥哥家裡，看見哥哥在上房廳上與侄兒虎子和侄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燈的柔和的光線，正與這中產家庭的空氣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侄兒侄女的歡笑的面上。我因怕把他們歡樂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燈下按鋼琴的嫂嫂身邊去。嫂嫂見了我，就停住了手，問我說：
「你下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上S公寓去了一回。」
「你們何以談了這麼久？」
「因為有兩個大學生在爭論主義的範圍，所以我一時就走不脫身了。」
嫂嫂叫廚子擺上飯來的時候，我還是獃獃的在那裡想：
「我何以會笨到這步田地。讀了十多年的死書，我卻一個徹底的主義都還沒有尋著。罷了罷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總不合於中國的社會的。」
這一年九月里，我因為在荒廢的圓明園裡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場大病，我病癒了，將返日本的時候，看見《晨報》上有一段記事說：
「今秋放洋的官費留學生中，當以XX大學學生胡君陳君為最優良。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