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讀書很辛苦，但是不痛苦
美國的學校是盡量把每個孩子教育成不同的。中國的學校是盡量把每個孩子教育成相同的，就好像生產線一樣。
——張益肇
張益肇每天往返於家庭和學校之間，路途遙遠，坐車也要20分鐘。諸位也許以為他如此
努力奔波，一定是單調乏味的，就像大多數中國孩子那種「兩點連一線」的生活，日復一日，沒有變化。可是事實並非如此，他的生活很快就變得豐富多彩。在他的種種樂趣中，最重要的是讀書。一個人幼年時的讀書習慣和讀書內容，往往能左右他的一生。
這是益肇到美國來學習的第五個年頭。他已經是美國加州一所中學的十年級學生，相當於中國的高中二年級。來到異國的最初感受，仍然縈繞在他心裡：這個國家的一切似乎都非常大，房子大，車子大，高速公路也很寬。他在台灣的時候總是覺得空間狹小，跑都跑不開，從沒想到世界居然如此遼闊。
新奇的感覺接二連三地湧出來，包圍了這個中國孩子。比如他第一次上課就發現很多奇怪的事情。在台灣上學，同學們總是整整齊齊坐成一個方陣，他除了看著老師，就只能看到一個個後腦勺了。而美國的教室是半弧型的，一個班只有二十多個孩子，還要分成好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圍成一個圓圈，對面而坐，能看到彼此的臉。別人說話的時候，益肇可以看到人家的表情，他自己說話的時候又會想到，所有人都在看著自己，所以要把一個很好的表情給大家。這種空間的變化讓他感受到一種奇異的力量，他開始關注別人，並且開始注意表現自己。
老師也是不同的，不僅是膚色和語言不同，而且讓益肇感到，這些老師一點也不像老師。台灣的老師總是站在講台上，從頭到尾不停地說。這裡的老師沒有講台，雖然有一塊黑板，卻又總是不在黑板前站著。老師在學生們中間穿行，一邊走一邊講，不時坐在學生身邊，和大家討論。有時候孩子們唧唧喳喳，弄得老師的話沒人能聽到。老師也不生氣，只是站起來笑著大喊：
「孩子們，孩子們，能不能讓我說幾句話？」
益肇還發現，美國學校里衡量學生的標準和台灣完全不一樣。校園裡面最走紅的學生不是分數最高的，而是那些「體育明星」。自我感覺最好的學生，幾乎都是那些興趣廣泛、熱衷於戶外運動的人。如果有個學生功課平平，但卻特別樂於助人，或者在學校參加很多學生會之類的活動，也會得到同學們的讚揚。
所有這些都讓益肇感到驚訝。然而更讓他驚訝的是，他覺得在台灣讀書並不辛苦但卻很痛苦。在美國讀書很辛苦，但不痛苦。
他希望能夠儘快聽懂老師在課堂上說的話，所以拚命學習英文。母親知道語言是孩子到達智慧殿堂的必經之門。所以離開台灣的時候，把中學三年的課本全都帶到美國來了，現在讓兒子一天學一堂課，一個暑假全部學完。
70年代末期的美國學校，和70年代初期開復在那裡的情形有了很大不同，外國孩子已經多起來，華人的孩子也不少。學校總要專門指派一個老師來教這些孩子英文，教給他們怎樣適應美國的環境。
美國孩子和中國孩子的最大區別也許在於，美國孩子的活動範圍要大得多，遠遠超過學校和家庭。就像周圍的美國孩子一樣，益肇的精力和熱情也漸漸超越了課堂，活動範圍越來越大，不光是在學校和家這「兩點一線」，還去醫院做義務工，去做家教，去都市的圖書館。到周末，去看電影，去和朋友聚會，還有很多時間去看書。
我們中國人看到美國人家裡很少藏書，就以為這是一個不讀書的民族，其實這是偏見。那些在美國微軟總部工作的中國人看到自己的孩子都擁有一張借書卡的時候，一定不會懷疑，美國孩子的業餘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讀書。張正友是微軟公司的研究員，在華盛頓州雷德蒙市擁有一處漂亮的住宅。平時忙得不可開交，每逢周末，就帶著女兒們去圖書館（這座城市的每個小鎮都有一個圖書館）。學校的老師總是給女兒開出讀書單來。小女兒才5歲，還沒上學，也來尋找自己喜愛的書，然後興緻勃勃地拿出自己的借書卡，卡上寫著自己的名字，在計算機上一划，就把書拿回家去。有些書圖書館裡沒有，她就留下書名和自己家的地址，用不了幾天，那本書就能寄到家裡來。「我覺得圖書館制度太好了。」張正友說，「我在她們這個年齡，在中國上學，只看課本，不看課外書，我是在初中才看到《林海雪原》的。」
張益肇也喜歡看書。20年前上中學的時候，總是到圖書館去尋找各種各樣的書和雜誌，這些書跟學習本身沒什麼關係，但他還是要花很多時間去看。他在那裡面體會著無窮的樂趣。他就是在那段時間裡讀了金庸全集。說來真是奇怪，「微軟小子」在他們的少年時代，大都有一段酷愛金庸的經歷。李開復、張亞勤、沈向洋、張宏江、張益肇，都是「金庸迷」，全都有過廢寢忘食手不釋卷的經歷。他們顯然從金庸的小說中吸取了無窮無盡的東西：瘋狂、執著、激情、充滿幻想，和以人力去抗拒那些超自然的力量。
到了初中三年級，益肇的英文已經足夠，不必去補習英語了。他覺得屬於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多，對美國教育特色的感覺也越來越清晰：
美國的教育不在乎你是不是把知識全都放到腦子裡，他們是盡量鼓勵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潛能。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模式，都有自己的個性，都有自己特別喜歡的東西和特別不喜歡的東西。在中國，就是要大家把每一門功課都學得很好，把大家塑造成全部學科都齊備的這種人。中國的教育就好像生產線一樣，每個孩子進去的時候形形色色，出來的時候都是一樣的，因為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說著說著又想到了台灣的學校，他不由覺得自己很幸運，「在美國讀書雖然很辛苦，但比起在台灣的那些準備考高中的同學，還是輕鬆多了。」
因為不喜歡才煩惱，不是因為煩惱而不喜歡
選擇是你的自由。
——張亞勤
《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吳苾雯，在她的令人感慨萬千的《逃離大學》這本書中，公布了一項調查結果：在中國，有40%的大學生不喜歡自己的專業。中學生里有多少人不喜歡他們現
在的讀書方式呢？沒有人去調查，但我們可以相信，一定超過40%。
事實上，今天中國的大多數家庭中，孩子都扮演著中心的角色，他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物質條件，可是他們對自己生活的被動、不能控制和不能選擇，比歷史上任何一代人都要嚴重得多。他們的煩惱，至少有90%是來自學習。這現象的確值得關注。因為一個人在20歲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學習上。如果他要讀碩士和博士，那麼他至少要用21年來讀書。學習佔據了除睡眠之外90%的時間，假如它真的帶來那麼多煩惱，那麼煩惱就不僅控制著孩子的時間，它肯定還控制著孩子的精神。
當父母斥責他們的不肯熬夜做練習題的孩子「不能吃苦」的時候，一定是忘記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孩子是因為不喜歡才會煩惱，不是因為煩惱而不喜歡。事實上，每一個孩子都有為了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廢寢忘食、甚至通宵不眠的經驗。他們都在期待著學習也能有這樣的魔力，都在期待著有一個與他們的天性相吻合的學習環境，都在期待著學習給他們帶來快樂。他們希望學習自己熱愛的東西，並且希望父母和老師和他們有同樣的願望。
潘正磊就是在這樣的希望中讀了12年書，卻一直沒有能夠如願，然後她到美國讀大學。多年以後回想剛剛來到美國的情形，她是這樣開頭的：「當時可傻了，真的是傻傻的。」其實這女孩子不僅一點不傻，還很聰明。只是在中國讀書多年，每天跟著老師和教材走，讓學什麼就學什麼，從來不用自己決定事情。當她走進華盛頓州立大學的時候，立即發現，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來選擇。
在美國的大學裡，選擇是學生的家常便飯，甚至是學校的一種制度。新生入學後，第一件事情就是選擇學什麼課程。每一門課程都會安排在不同的時間，所以你又要為自己選擇什麼時間學——是在每天上午還是下午、是在這個學期還是在下個學期。每一門課程都由不同的教授來講授，比如華盛頓州立大學的「微積分」，有6個教授講，所以你還要為自己選擇教授，可以選擇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也可以選擇一個默默無聞但卻真有學問的人。不同的老師在講授同一門課的時候，可以使用不同的教材，教學方法也不同。如果學生在兩周之內發現自己不喜歡這個老師，那麼他就可以拒絕再去聽課（這有點像中國人說的「炒老闆」），而且不用交學費，直到自己選擇了一個新老師為止。課程結束之時，每一個學生不僅可以從教授那裡拿到自己的成績，還有機會來評價教授，而學生的評價都將記錄在案，作為教授業績評價和升遷的依據之一。
潘正磊說她「始終對教育很感興趣」，因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