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一直在武漢，沒有走進那個「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張宏江
張宏江的「起跑線」有些特殊，是個知識分子的「流放地」。
30年前宏江還是個小男孩兒，舉家離開武漢，來到河南葉縣的黃瑩坡，這地方是中國古代寓言「葉公好龍」中葉公居住的地方，那時候是一個2000多人的小鎮，也是一個專供知識分子和幹部勞動改造的「流放地」。
老家是中南地區最大最繁華的城市，而新家卻是貧窮閉塞的地方，所以這趟遷居是這個家庭生活道路上的轉折。這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父親是電子部下屬一個工廠的技術工人，母親也是一個工人，既非知識分子也不是幹部，更與牛鬼蛇神不搭邊，但組織上一聲令下，除了服從別無他法。
但是，宏江在後來的歲月中，始終把這次遷徙看作他走向未來的起點。「如果我一直在武漢，沒有走進那個『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他這樣說。
他的小學和中學都是在「文革」中度過，從年齡上看，他與開復、亞勤和向洋更接近，但是從經歷上看，他卻總是把自己划進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這是因為，當他懂事的時候，「文革」開始了。他想去上學，但學校里已經鬧得天翻地覆，課不上了，桌椅被砸爛了，老師被五花大綁推到台上，承認犯了「師道尊嚴」的罪行，還「與學生為敵」，學生們振臂高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然後走上街頭，用繩索把老師們拴成一串示眾，又一鬨而散回家去，不再讀書，不再上課，不再做作業，不再考試。這一切宏江都經歷過。
至少在整個「大動亂」的歲月里，宏江和他的同齡人沒有什麼兩樣。「我在武漢的一個職工大院里度過童年。」他這樣回憶。一般西方人不會理解，這句話中意味無窮。共產黨在40年代末期從農村走進城市，在建立自己政權的同時也建立起一座座大院。大院有圍牆環繞，門口設置傳達室和警衛，裡面則是政府、軍隊、企業或者學校。一座城市通常由若干大院子構成其精華部分，也叫「單位」。人們上班工作在一起，因為是同事，下班回家還在一起，因為是鄰居。「大院」成為那時候大多數城裡人的典型生活方式，也囊括了宏江的全部生活。他每天進進出出，看到的永遠是那個大門，永遠是那個警衛，永遠是爸爸媽媽的那些同事，還有他們的孩子，談論的永遠是同一個話題。
一個城市的精粹往往不是它的物華天寶，而是人。葉縣雖說是個小城，距離省城鄭州還有100多公里，但它現在成了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的「流放地」。人們從全國各地來到這裡，宏江也被這股潮流帶了進來。他立刻感到換了一個新天地，這裡沒有「大院」，沒有高牆，沒有警衛，眼前都是新鮮面孔，耳邊都是不同方言，接觸的人多了，眼界和空間大了很多。張宏江成年之後並不總能處處爭先，但他始終擁有一種開闊的眼界，先是抱定走出國門的信念，接著認定丹麥太小，然後又說新加坡也是一座「小廟」，根本無法容納他的想像力和激情，所以才放棄優越的物質生活去了美國。他就這樣讓自己在歐洲，亞洲和美洲轉了一大圈，又回到中國。別人聽到他的經歷，都說他的世界眼光是在週遊世界的經歷中建立起來的，其實，這與他的這段童年經歷不無關聯。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學生」的起跑線上，那就確立第五個觀念：你的一生能走多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童年的天地有多大。